一位海归教授的思考:中国教师的日子为什么那么难

2017年10月30日 11:31 作者:白彤东 来源:《意林·作文素材》  

  辞去美国的教职加入复旦已经四年,从大陆高校最成功的通识教育到现在的两级管理改革,我亲身感受了复旦大学在中国教育改革上的种种大胆和正确的尝试。但是,我想大家是想听听批评与建设性的意见。因此,下面我会结合我自己在美国的学习与教学经验,谈一些我们可能进一步改进的地方。

  在美国,我在哲学系,我们系和英语系(两个系共近40名教师)各自只有一名系主任,两个系共用一名秘书,一切井井有条。回到中国,看到我们学院乃至学校有庞大的行政班子,以为自己可以得到更好的服务,但是发现自己不但要做很多在美国由行政人员做的事情,还要被行政管治着做很多美国大学里从来不用做的事情,举例如下:

  1.在美国,我有与教学相关的复印需要,由几个系共用的服务中心解决,就在我们办公室所在的楼里。我们只需要把要复印的课程大纲、阅读材料留在那里,到时候去取就可以了。我第一次在复旦想给学生复印阅读材料,被告知去复印店里自己掏钱去弄。

  2.在美国,每个老师的办公室里都配备了电脑和电话,办公相关的用品可以去系里秘书那里免费领取(不用填任何表格),办公室也有专人打扫。回到国内,才知道这些东西都要自己申请经费去买、报销。开始我与一名同事共用办公室,终于有一天才发现是这位同事倒的我们共用的垃圾桶,分外惭愧。

  3.在美国,每隔3年有一学期带薪的学术假。回到中国,发现从来没有人休学术假。后来被告知假是有的,但是所带的薪是工资表上的工资部分。但是,中国大学教师每月固定收入的绝大部分是各级政府和学校的补贴,以及绩效考核。所以,中国“带薪”的学术假,实际上是近乎无薪的学术假。

  4.在美国,老师要教新课,跟系主任说一声就可以了。在中国,开新课要填各种申请表,由教务处审核通过。并且很多不在所谓培养计划里的课程,很难申请下来。美国也有培养计划,但是它更多是模块性的。比如哲学专业必须在古典哲学模块里选一门课,但是对老师开的具体课程并不限制,这门课算哪个模块由院系自定。美国大学的教务处是服务机构,只负责备案。但在中国,教务处成了审核与管治机构。

  5.在美国,虽然有年度教师这样的荣誉,但它是学生自己组织授予的。在中国,我们有各种精品课程的评比,是填各种报表,由不知道哪里的专家评审的。我们还有各种课程建设。这些建设所给予的经费支持,是要报销的。關于报销的血泪,我想大家都是有切身体会的。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让老师忙于申报精品课程,没有时间去精品其课程;忙于报销建设费,而不去建设课程。

  6.最后,就是科研经费。回国半年,有朋友问我做了什么学术工作,我说我填了很多表。在中国大学,能申请到种种经费,是被重视的象征。但是,从填表以及准备很多折腾人的材料,到中期考核,乃至结项,占据了很多科研的时间。有时候去文科科研处,看着他们办公室里堆积如山的材料,对那里的老师也很同情,也明白了我们这么多行政人员在忙什么。拿到经费以后,还要有报销的种种血泪。比如,用自己的经费出国开会,还要用公务护照,事先层层申请,才能最终报销。

  凡此种种,其中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从国家各级部委到大学,管治(包括评比与“建设”)占据了主导。我不是说管治不对,而是说管治应该让专家来做,即去行政化。但这不是说让教授进入行政系统,成了新的官僚。这里是说,比如在对教学与研究上,教师本人和各院系是专家所在,所以应该把管治权尽量交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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