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里的第四个肾

 2018/04/01 14:22  王梦影 《意林》  (146)    

如果一切顺利,35岁的王建峰将迎来第四个肾。10年前,母亲将一个肾赠予他,如今父亲还要给他一个。

他是西安一户农家“最聪明的”小儿子,长大后又进了宝鸡市一家省级事业单位,当了技术干部。他成了一个小家庭的顶梁柱,一个一岁女孩儿的父亲,但疾病拖着生活一直下沉,让他变成这个国家1.2亿慢性肾脏病患者之一。他拼命挣扎,时常有“溺水的感觉”,生死关头只能回头求助于父母的血肉之躯。

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到2015年,每年每150例等待的病人中,只有一位能最终获得肾移植。这样的机会,他被赠予了两次。

10年前,母亲苏芳侠作出捐肾决定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那时,打篮球突然晕倒的二儿子被确诊为肾衰竭晚期,而“这个家丈夫和大儿子都是顶梁柱,不能倒下,看病欠的十几万元还需要丈夫和大儿子拼命干活挣钱去还”。

2017年6月,老两口接到儿子在家中晕倒被送往急救的电话,去医院的车上没人崩溃,也没人说话。他们已经隐隐有预感,那颗肾换来的平安岁月快到期了。

出院后,王建峰小心生活。他需要时刻关注身体内的水分。一小口水10到15毫升,慢慢咽下去,一天最多50口,再渴也扛着——代谢功能太差,多了排不出去。他保持着情绪的平稳,因为血压太高一不小心会“爆血管”。

父亲王万保要求贡献出自己的肾。这个决定遭到了王建峰和年长3岁的哥哥王军峰的反对,他们建议排队等肾源。父亲60岁了,儿子们不放心。

最终是苏芳侠说服了王建峰。“妈妈年纪大了,越来越照顾不了你了,你得好起来。”

这个农家院里的二儿子一直是老两口的希望。他从小成绩名列前茅,常常会在家长会上朗读作文。一辈子埋首土地的农民父亲王万保坐在台下,特意穿得干净体面。农家孩子少不了在地里帮忙,父亲告诉他:“好好学习,到城里去,就不会这么累了。”

17岁那年,成绩并不算差的哥哥王军峰主动退学——他觉得父母经济压力太大了,而弟弟比自己在学业上更有希望。王建峰四年大学的学费都筹措自亲友。没人知道夫妇俩什么时候出门借的钱,每次开学离家,那一沓钞票就已经在那里了。

王建峰考上了西安科技大学,又找了份在宝鸡的体制内技术工作。王家为儿子在城市南边买了房,挨着一所重点中学。他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家庭。直到2005年,他晕倒在篮球场上。

晕倒后,王建峰被同事匆匆送入宝鸡市中心医院。昏睡的他不知道,透过隔离病房的玻璃看到自己,父母无声地瘫软下去。

出现在儿子面前的時候,王万保夫妇在眼泪中保持着镇定。小儿子需要自己的照顾,更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个健康的肾。

王建峰记得换肾那天的手术室非常寒冷。头部以下全部麻醉,他能看见医生在自己身体上工作,也不敢搭话,只能拼命想别的事儿,脑海中逐渐全是父母的脸。

他活了下来。在特别看护病房里,术后虚弱的母子相见了。苏芳侠刚刚被打开腹腔摘出器官,也需要恢复。床位连在一起,点滴声连在一起,他们在昏睡间隙断断续续互相鼓励。

慢性病是把钝刀,这个家里的所有人都在日常的痛苦面前努力保持平静。苏芳侠老是对儿子说,自己的身体不差,换肾没有造成太大影响。王军峰却怀疑好强的母亲在小病小痛时根本不愿意说。家中5亩地的收入有限,到今天,王家仍然在试图还清10年前手术欠下的债务。

王建峰的工资也有一半被吞没在淡黄色的医院账单上:每个月2000元的药费、检查费、补充微量元素的营养费……每天早晚各一次,王建峰的咽喉吞下过43000多粒抗免疫药,它们进入血液四肢,组成他每天必需的安全感。

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换肾出院后的3个月,为了方便检查,他和父母在医院对面住着。王建峰每天早上会顺着医院前的马路锻炼。一开始,父母会跟在他身旁,不搀扶,也不交谈,只是一步不离地关注着。随着他健康的恢复,陪伴从两人变成一人,最终是他一个人沉默地一直走下去。

两代人默契地保持沉默。他们彼此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没事儿”。普通话已经相当熟练的王建峰在说这句话时,总习惯带着浓浓的陕西腔,和他的父母一样。

他的平凡父母平常话并不多,他们只明确发声过两次。第一次,妈妈给出了自己的肾。第二次,爸爸给出另一个。家人间不轻易谈这件事。有一次他让父亲保重身体,60岁的父亲开了个玩笑:“对啊,你还要用我呢。”

他心中狠狠一疼,脸上表情没变,也用玩笑带过。

来自父母的捐赠让王建峰的生活得以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行驶。婚后,年过30岁的王建峰也成了一位父亲。

生育是目前医疗条件下慢性肾脏病患者必须要面对的难题。为了维持健康,每天服用的抗免疫力药物留在体内,王建峰没有查到医学证据证明那完全不会对胎儿产生影响。他的一位病友一直想做母亲,却一直未能如愿。反对她做妈妈的是她自己的母亲——不能让女儿脆弱的身体冒风险。

王建峰最终决定,在妻子尝试怀孕期间停药。他不敢想象未出生的孩子有丝毫可能性变成和自己一样的病人。事后回忆,他也觉得那是个傻决定,但并不后悔。

如今,女儿轻微的哼声,表情的变化,都会立刻攫取他的注意。他担心着尿布和奶粉的存量,计划着孩子的一日三餐。轮到他陪孩子睡觉,往往一夜难眠,一会儿就要醒过来检查被子有没有盖好。

周围有熟悉情况的朋友说,王建峰的这个女儿,是他拿命换的。他只是没想到,很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决定,换来了女儿,却“拖累了父亲”。

大学时,他喜欢四处看看世界,坐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风吹着额头。现在的他最关注的是活下去。他在一个线上医疗众筹平台上筹到了10万元,手术费需要至少30万元。他35岁了,手术风险自然会提高。

这个男人慢慢想开了:自己的苦难似乎太普通了。医院里整整一层楼都是同样问题的人,为了等到隔离病房的40张床位之一,他需要等几个月。

这半年来,王建峰瘦了15斤,身边的人则越来越多。母亲来到宝鸡照顾他,也帮助妻子照顾女儿。大哥和父亲也时常往返,频繁商量与手术相关的各种问题。

每隔一阵子,他会上网搜索自己的病名,了解包括干细胞疗法和3D打印器官在内的艰深技术。“或许10年吧,我会好的,完全好起来。”

王建峰想着,到那时候,就可以告诉女儿自己的病了,当作一件已经过去的事儿笑着说起。如今每次透析回来,他不会让女儿看到自己的疲倦,狠心躲进房间,不管小姑娘哭着要爸爸和自己一起玩的央求。

“没事儿。”他带着浓重的陕西口音安慰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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