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

 2018/04/08 22:57  吴钩 《读者》  (255)    

美籍日裔学者福山认为,传统中国属于低信任社会,人们彼此间的信任程度很低,社交范围非常有限,不容易建立家族与政府之外的社团。但福山的这个论断,完全不符合宋代社会。看看宋人的笔记就清楚了。

宋人王明清的《摭青杂说》中记载,汴京(今开封)最著名的大酒楼樊楼旁边有间茶肆,“甚潇洒清洁,皆一品器皿,椅桌皆济楚,故卖茶极盛”,生意很好。更难得的是,这间茶肆特别讲诚信,专门设了一个小棚楼,收放客人在茶肆的遗失之物,“如伞、屐、衣服、器皿之类甚多,各有标题,曰某年某月某日某色人所遗下者。僧道妇人则曰僧道妇人某,杂色人则曰某人似商贾、似官员、似秀才、似公吏,不知者则曰不知其人”。客人丢失的金银,几年后仍能在这里找回。宋神宗朝时,曾有位姓李的士人在茶肆中饮茶,因为粗心大意,将数十两金子遗留在茶肆桌上,忘记带走。等想起来时,已是半夜,李氏认为这笔钱已不可追回,便不再到茶肆问询。几年后,李氏又经过这间茶肆,向茶肆主人说起几年前丢金子之事,主人仔细核对无误后,将金子如数奉还。李氏欲分一半给他,主人坚辞不受,说:“小人若重利轻义,则匿而不告,官人待如何?又不可以官法相加,所以然者,常恐有愧于心故耳。”

又据《东京梦华录》,汴京有一个批发美酒的大酒店,只要那些酒户来打过三两次酒,便敢将价值三五百贯的银制酒器借与人家;甚至贫下人家来酒店买酒待客,酒店亦用银器供送;对连夜饮酒者,次日才将银器取回,也不担心有人侵吞这些珍贵的酒器。请注意,北宋汴京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毫无疑问,这是城市“陌生人社会”,而不是乡村“熟人社会”。许多人跟福山一样,以为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建立起陌生人间的信任秩序,但北宋汴京呈现出来的淳厚风气应该可以修正这种偏见。

南宋的临安(今杭州)也是一个生齿繁多、商业繁荣的大都会,同时也表现出很高的社会信任度。据周密《武林旧事》记载:“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此亦风俗之美也。”说的是,那些来临安做生意的穷人,可以到“作坊”预领货物、盘架之类,也不必垫钱,等傍晚卖了货物回来,再偿还“作坊”的本钱。这样,那些穷生意人即使身无分文之资,也能够做点小生意养家糊口。

南宋的另一个城市金陵(今南京)也具有同样的美俗。车若水的《脚气集》记述,有人在金陵“亲见小民有‘行院’之说”,比如有卖炊饼的小商贩自别处来金陵做生意,一时找不到铺面与资金,这时候,“一城卖饼诸家”便会帮他张羅摊位,送来炊具,借给他资金、面粉,“百需皆裕”,谓之“护引行院”,而“无一毫忌心”。车若水在记录了金陵商人的“护引行院”习惯之后,忍不住称赞道:“此等风俗可爱!”从宋人对身边社会生活的记述,我们可以发现,在宋代的商业城市,信任、帮衬陌生人,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

社会信任度的高低跟社会组织的发育程度成正比例关系,因为丰富的社会组织正好构成了交错的社会信任网络。不要以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基于血缘的宗族组织,在宋代的城市,已经产生了超越血缘的各类组织。金陵的“行院”是工商行业组织,所谓“护引行院”,即本行业互相保护、帮助的意思。临安的“作坊”,也是一个商业社团。借助发达的社团组织,宋人构建了一个交错纵横的信任网络,并且慢慢将人际互信沉淀为一个地方的社会风气、人情习俗。

(松 名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宋:现代的拂晓时辰》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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