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外部不停地在建,内心不停地在拆迁

2015年11月04日 8:06 作者:金雯 来源:《今日文摘》  

  只有一个办法应对这个不断膨胀的世界,那就是更加开心地活着、更加踏实地干活,用内心与外部世界周旋。否则,一个苹果就可以把你的人生毁了。

  毕飞宇曾经是留着长发的校园诗人,坊间有一种说法,他能在三分钟内让女人对他产生好感。但是,毕飞宇应该是个传统的爷们。比如,当我赞扬他是最帅的中国男作家之一时,他便有些生硬地说,外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作用,既不能让我写出好作品,也不能让我的书卖得更好。其实我只是想说他长得不错,像赞扬女人的外貌一样。

  有一次他去体育场看比赛,没有票,混进去后直接站在教练旁边看。检票的人观察了许久,问他是坐哪里的。他望着检票员,摇摇头说,没时间。对方犹豫半天还是走了,他抱着胳膊看完了整场比赛。这被他称为对话的力量。

  第一天拿起笔来就伴随着莫名的压抑感。其实我天性并不压抑,相反,很乐观。但是,当我写小说时,那种压抑感就会跳出来。写完《青衣》,我发现压抑和痛感正是写作的动力。

  二十多岁时,就是想用一句话把世界放倒。非常瞧不起小说,只想做诗人。我是1983年读的大学,那时候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是顾城、舒婷。不过,我很快就知道自己爱诗歌,但能力不在这里,我还是擅长叙事。大学毕业之后,当了教师,突然发现时间太多了,诗歌十分钟就写完了,需要找个能够“杀”时间的事情来做,于是开始写小说。表达欲一直伴随着我,这个很重要。跟语言的亲近感也是天然的。

  我脾气急躁,从来都以为自己没有耐性。开始写小说之后,才知道原来那么急躁是因为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情。我常常一写小说就是十五六个小时,停下来之后,需要想一下:今天有没有吃晚饭啊?

  虚构是小说家的基本功

  从乡村、小镇到县城、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这样的成长经历让我一进入文学这个行当就有比较宽的“戏路”。35岁之后,我才敢走写实道路。45岁之后,如何面对急速变化的中国都市以及不停改头换面的文化形态,倒是一个新的问题。进入都市后,我们的生活的范围是很小的,视野受限。拓宽生活半径是当务之急,我常常需要通过朋友的关系到处去看,观察各色人等的生活。

  以前,我的自信心有点不可思议。1994年,给张艺谋写《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剧本时,我都没去过上海,张艺谋拿了一本《上海滩秘史》给我,五六百页,我翻完就开始动笔。写《青衣》的时候就看了一本《京剧知识一百问》。小说出版后,有人以为我是一个老大爷,还有人认为我与某个京剧女演员有彻骨的痛。所以,新闻的本质是真实,宣传的本质是撒谎,而小说的本质则是虚构,小说家需要虚构的能力。

  写作也凭运气

  很多人认为我擅长写女性角色,我倒并不这么认为,只要我对某个人物感兴趣,就能将他/她写好。有时大家觉得某个人物特别出彩,很可能是我写这部作品的创作状态比较好,让人物有了光彩。

  作为小说家,一定会有偏好的人物,一种是情感上的,一种是美学上的。比如,从小说美学上讲,《玉米》的主角玉米在各方面更饱满,但是,从情感上我更关注有庆家的。这个人一出现我就格外小心。我年轻时做老师,一直提醒自己要对学生一视同仁,但我也知道只要是一群人,就难免有亲疏。小说家对作品中人物的亲疏不是神秘的事情,而是人之常情。有庆家的善良、美丽,又是被损害的,自然我会站在她的一边。但小说家又不能被人之常情牵着走,小说有自己的逻辑,需要自己平衡。所以,福楼拜写到包法利夫人自杀后会大哭。

  在矿业大学的那个假期,我完成了第一本小说。当时写小说的那支笔裂开了,缠了一层又一层的胶带,上面是一个假期的汗水和尘垢。当时觉得有种悲壮感,后来想,有什么好悲壮的呢?写完一个作品跟出租车司机拉完一天客也没有什么区别。

  每一部作品的写作过程都是痛苦的,那些神来之笔对写作的人都是坎,是对作者的一次次折磨。我是一个宿命的人,很相信运气。33岁时,《哺乳期的女人》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得奖早对我来说是一个好事,因为很早就能看清这一点:有些作品自己写得很满意,但是发表之后默默无闻;有些作品写的时候没费什么劲,却能带来满堂彩。我得学会习以为常,无论什么结果都随它去吧。

  宿命感与天性中的悲观情绪有关。但我本身是个乐观的人,悲观的是宏观的生命,很早就知道人总要死的。所以,无论瞬间有多么辉煌、快乐,最后都是茫茫大地真干净。这不需要有多深的哲学素养,而是某个神经类型决定的。

  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压抑的文化,我们的现状也是压抑的,在权力和资本面前,人们会觉得渺小。我在《推拿》和《玉米》中都写到了性压抑。性压抑其实是一个修辞手法,对写小说的人来说,性是一个公器,能够说明很多问题,有很多时代特征。《玉米》中的性压抑是“文革”时代集权政治的压抑,而《推拿》中的压抑是商品时代的压抑。对于中国人来说,能够压迫他们的也就是权力和资本这两座大山。

  高速发展与战乱没有区别

  时代发展太快了,中国处于快速的上升期,又遇上这个快速的时代,就是一个加速度。五年前的手机和iPhone放在一起,感觉一个时代过去了。所以,有人戏言,90后是怀旧的一代。当然,时间是恒定的,快与慢更是人心理的映照。

  处于高速发展的时代与遇上一场战乱没有区别,每天都在和和美美地妻离子散。这对于小说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时代,有很好的素材。我们看到外部世界如此繁荣、强大,其实内心破烂不堪。外部不停地在建,内部不停地在拆迁。兵荒马乱,如何收场?我也不知道。大家都无法节制,今年收入三亿,明年一定要四亿。能力已经达到三亿了,内心的欲望告诉你没有四亿不行,只有得到四亿之后才能存活。

  但是不发展又怎样呢?好像谁也不知道。未来像宇宙一样,无边无际,没有尽头。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你,到哪一点可以停止了。所以,我渴望的时代性就是尊重局限、尊重节制。但问题是没有人会选择克制。在外在的价值评判上,也与无节制发展有呼应。身价两亿的人得到的关注和肯定比两千万的多。人人都为着更高更强拼杀,文明社会便成了一个丛林。这几年,网络中最时髦的词都是表达负面的,“纠结”“悲催”成为全民使用率最高的词。这是时代的问题,人的幸福指数很低,一旦有一个表达负面的东西,就会广泛传播。

  作为一个宿命的人,只有一个办法应对这个不断膨胀的世界,那就是更加开心地活着、更加踏实地干活,用内心与外部世界周旋。否则,一个苹果就可以把你的人生毁了。一会儿iPhone6,一会儿iPhone6p,不停地换,不停地追。所以,我觉得我儿子挺了不起的,我给他iPhone时,他说,不要,我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

  (王香荐自《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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