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画家生存指南

 2018/07/14 13:01  张佳玮 《今日文摘》  (92)    

1487年,佛罗伦萨的画家菲里皮诺·里皮先生接了个壁画订单,合同上说:“作品中一切人物,须由画家亲自完成。”

——您会想:这不是废话么?

——还真不是。欧洲艺术家,也都是生意人,还是鹭鸶腿里劈出四两肉的聪明人。订单太多,为了批量完成,就让助手帮着画。意大利大师里,师父坑学徒,甚至抢学徒的作品署自己的名,所见多有。当然也有例外,比如1488年,大师吉兰达约就遇到过这事:有个14岁学徒的爹上门来,理直气壮跟他要钱,吉大师却生不起气,老实支付了薪酬:为啥呢?因为那学徒才华横溢,名唤米开朗琪罗。

话说回来,艺术家赚钱确实不易,于是格外精刁;雇主也不能笨了,就须与艺术家斗智斗勇,订好协议,别被破了闷子,绕了弯子。北方画家,还要惨一点:荷兰那会儿是世俗社会,画家面对的不是意大利的教廷,而是新贵阶级、地主大众。那算起钱来更抠搜:比如伦勃朗那幅著名的《夜巡》,畫里十六人每人付一百荷兰盾,其中领头两位各付二百;合计一千八百盾,但伦勃朗画完了,人家嫌不好,对付账推三阻四,到最后到手也零零星星。

晚年伦勃朗给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画历史场面《克劳迪斯的密谋》,接了一千盾;刚画完就被要求退还1/4的金额,因为市政府嫌难看;后来市政府找了个德国画家另外补了幅,就把伦勃朗那幅画退还了,钱当然是照单全部索要回来的——你敢不还?市政府也是你欺骗得了的?

真不易!相比起来,中国画家呢?

阎立本,画过《历代帝王图》,当过唐朝宰相,名垂天下,声闻后世。但他遇到过一回事:唐太宗与一群学士在春苑划船玩儿,看见好看的鸟儿,就让学士们歌咏,召阎立本来画画。外头就嚷了:“画师阎立本!”阎立本当时的官位是主爵郎中,一头大汗地跑来,趴在池旁边,调色作画,抬头看看座上宾客,难过极了。回去了,对儿子说:你记着:千万别学画画!

唐宋之际,为宫廷画画的诸位,多少都经历类似命运。不为宫廷画画的呢?也有。

八大山人朱耷,出了名的不羁。都说他老人家去跟贩夫走卒玩儿,乐意随手画几笔;达官贵人来求画,反而不允,潇洒得一塌糊涂。然而17世纪末,南京的黄研旅却托一个中间人给朱耷带了十二张纸,以及一笔所谓“倾囊中金为润”的钱,一年后,朱耷寄回了十二册页。

这里的“润”字,别小看:后来画家们报价,都用这个字,“润例”。

个性潇洒的大画家石涛,跟人写信,讨价还价过润例的问题:十二屏风的画作要二十四两银子,但十二通景屏风却要五十两银子。郑板桥公开挂过润例,一幅中尺寸挂轴四两银子——而他老人家1748年说过,年景好时,一年卖画能有上千两。那显然已经不是闲来画着玩了:得是专业投入,才能有这产量。

但画家大多是读书人,君子不言利嘛。所以一般来说,订购画作,得有个中间人,把那些铜臭味十足的事儿抹过去。委托人得了画,画家得了钱,而且宾主尽欢,留了面子。许多时候,甚至画作的酬劳不是钱,而是人情或实物。比如,唐伯虎就被请去苏州富商家里同吃同住,画完之后,拿到了古董铜器与丝绸做酬劳——这就是作为一个宾客的姿态,比单是拿钱,要风雅多啦。

最微妙的例子是:清朝一位女士缪嘉蕙,她不止是以画换功名而已,实际上她所画的,都被慈禧拿去署名赏大臣了——没错,她就是个枪手。但考虑到三品服色,宫廷富贵,大概也是历史上最富贵的枪手了。

(钟志勇荐自《看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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