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表与赶超

 2018/02/04 21:41  蔡昉 《读者》  (96)    

在美国电影《西雅图夜未眠》公映并引起轰动之后,西雅图市的市长要求城市灯光彻夜不熄,西雅图自此成为名副其实的不夜城。

但是,与艺术作品中所描写的不同,西雅图人其实是习惯早早入睡的。这也和美国其他都市人如纽约人习惯于享受夜生活有所差异。不难观察到的是,西雅图人早睡是为了早起。

我在西雅图有过几次清晨赶飞机的经历。刚刚五六点钟,高速公路上便车水马龙,机场内外更是拥挤不堪。我曾经向美国朋友请教,西雅图人何以如此早睡早起,回答是:为了赶上东部的生活节奏——无论就传统形成的习惯而言,还是就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而言。

赶早的西雅图人,搭飞机的是为了在白天赶到东部,以便能够工作;不搭飞机的则是要直接与东部的经济活动接轨,比如说纽约股票交易所是按照东部时间开盘、歇盘的,华盛顿特区的政治家也是按照东部时间发表讲话、发布新闻和进行辩论的。历史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最早在美国东部地区形成,以至一个一体化的国家,一切活动都要以那里的时间和节拍为准。用美国人的话说,这叫作catch up。这个词组被当作动词使用时,恰好是经济增长理论中所谓的“赶超”。

西雅图是华盛顿州名气最大的城市,位于美国本土的西北角,大抵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类似。其实,中国地域广阔,由东至西跨越了5个时区,乌鲁木齐时间就比北京时间晚两个小时。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实行以北京时间为准的统一时区制,而放弃了考虑地理位置造成的时间的自然属性。进一步的不同由此产生:与美国大陆分不同时区,但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追赶经济中心的时间表不一样,虽然中国的时钟是统一的,人们却按照自然的地理时间作息。在生产和生活的节奏上没有能够“赶超”,经济增长也就很难做到“赶超”。

從认识时间到度量时间、掌握时间、形成时间文化,从观察昼夜交替、春去秋来,到利用日晷、水钟,直到发明机械钟,进入数字化计时时代,人类与时间及其计量方法的关系史就是一部科学与技术进步的历史。随着时间计量越来越精确,出现了两个新事物。

第一个是权威,不仅是政治的权威,更是经济的权威。一个地区作为经济中心的真实含义,就在于其作为时间标准的地位;而其他地区与经济中心的一体化,也是指这些地区对该中心时间的尊重和遵循。第二个是生产率。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戴维·兰德斯指出的:“劳动生产率概念是时钟的副产品。”有了精确计量时间的手段,时间便成为一种最为稀缺的资源,用时间来度量生产效率就成为必要。

据考证,人们一致认同的时间起源于火车时刻表的统一。即便到了工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英国各地仍然使用自己的时间,因此,最早在1784年出现的具有时刻表的马车载运服务,只能标明出发时间而无法确定到达时间。直到1847年,各家从事火车载运业务的公司才聚集在一起,编制了以格林尼治时间为标准的火车时刻表。随后,在各行各业纷纷仿效的情况下,1880年英国议会通过立法,把格林尼治时间定为法定的标准时间,从根本上改变了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顺应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

不同的时间概念和观念,代表了不同的文化以及这种文化所属的经济发展阶段。

早在5000多年以前,古巴比伦人和古埃及人就学会了计量时间。但真正意义上的钟表(机械钟),是在13世纪由地中海国家发明的。从机械技术上讲,西方国家垄断机械钟的制造长达300年之久;而从精确度来讲,这些国家占据了更为长久的统治地位。与此同时,西方国家长期以来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以至于任何试图赶超的国家,都需要“对表”——借鉴先行者的科学、技术、生产方法、观念、文化。一些国家和地区,甚至还照搬其意识形态、法律制度等。许多在近代落伍的民族,都有过拒绝“对表”的教训。

例如,帝制时期的中国,朝廷把西方传进来的时钟看作是奇技淫巧,仅仅将其当作玩物赏玩,完全没打算学习其制造技术。我们错过了“对表”或赶超的机会,携自身数千年的辉煌文明,反而远远落后于西方诸国。

据经济史学家麦迪森估计,在整个18世纪,中国还保持着比欧洲高的GDP增长率,而从那以后便逐渐衰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GDP增长率一直为负数。

有人在31个国家进行过一项题为“生活步调”的比较研究,用“在城市人行道上的行走速度”“邮局职员售出一枚普通邮票的速度”和“公共场所时钟的准确度”衡量人们的生活节奏。该研究最后以“时间的地理分布”为题发表。荣膺生活步调最快头衔的5个国家分别是瑞士、爱尔兰、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被认为生活步调最慢的5个国家分别是叙利亚、萨尔瓦多、巴西、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美国名列第16位,恰好居中游。人类学家在特利尼达和多巴哥观察时发现,如果一个聚会计划在傍晚6点钟开始,人们到了6点45分甚至7点才会露面,并且不无自豪地说:“任何时间都是特利尼达和多巴哥时间。”

拒绝“对表”,意味着顽固地保持自己落后的时间价值观,按照经济增长理论的说法,就是拒绝改变自己的经济稳态。由此产生的后果则是不能形成并积累进行赶超所必要的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科学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生育观念、市场制度、投资环境等。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其含义就是面对现实,承认经济与技术上的落后,与发达国家“对表”。新世纪伊始,中国加入WTO,进一步把自己的时间表置于国际法的框架内予以规范,以更加准确的时间作为参照系。对于西部大开发等战略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经济落后地区需要在技术、体制、市场发育程度,乃至生活节奏诸多方面赶上发达地区的钟点。

波音公司至少是与微软齐名的大企业,曾经把总部设在西雅图。然而,尽管西雅图市市长、华盛顿州州长和当地老百姓一再挽留,波音公司还是将总部迁到了芝加哥。公司老总解释说,把这样一个国际化的超级企业设在天涯一隅,实在是不方便。仅仅从这里飞到首都华盛顿特区就需要6个小时。作为如此庞大企业的领导人,每年要进行很多次这样的飞行,加上时差,每次花费的时间竟有10个小时。

无论是离去的还是留下的西雅图人,无论是比尔·盖茨一类的名人还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其匆匆行色所告诉我们的道理是:不“对表”是不可能赶超的。

(夕梦若林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卑贱者”最聪明》一书,勾 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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