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怀念西南联大

 2017/12/28 8:40  张渺 《读者》  (317)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的国立西南联大校园

潘际銮收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是在1944年,那年他16周岁。

这位老人如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在许多场合回忆起西南联大。

他还记得母校的样子。泥土板筑成的围墙里,是120亩的校园,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设计。

校门并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额悬在大门上方,进门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宿舍的屋顶是草搭的,夏天漏雨,冬天灌风。

战争年代,一间宿舍里,挨挨挤挤地摆着20张双层床,住满40个学生,没有多余的地方摆书桌。宿舍里没有灯,天一擦黑,就没法看书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总爱唱三首歌。”潘际銮轻声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个人都在想,总有一天要打回去。”

第二首是《毕业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第三首,就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潘际銮慢慢陷入回忆,低声念着校歌最后几句:“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念着念着,他又微笑起来,眼睛里像是闪着光,“那是罗庸和冯友兰写的歌词,非常悲壮。歌词里的这些愿望,最后都实现了。”

百年陈酒

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安静的山城中,猛然迎来了一大群“有大学问”的人。这些人是当时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其中许多位,“蒋介石见了都要礼让三分”。

那时候,大学校长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学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贻琦就不是什么‘官’,但没有人不尊重他。”潘际銮说。

学者为昆明的市民演讲,“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直讲得“台上失声痛哭,台下群情激奋”。

“九叶”诗派中唯一的女性诗人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像是“几百年的陈酒”。

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写期末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

“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只是上课时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郑敏回忆说。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提供一个标准答案或考试提纲。

“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现在的大学已经丢失了。”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写道。

她去南开大学采访陈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楼里,这位数学大师就坐在其中一间更加袖珍的书房中。陈省身的轮椅进了屋子,其他人就转不开身了,摄制组的机器甚至无法进入房间。

张曼菱觉得书房太小,但陈省身说“够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微分几何,战时动荡的环境和逼仄的住所,让他养成了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思考的习惯。

“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数学问题。他没事儿就会看看,这就是他的生活。”张曼菱说。

在昆明期间,陈省身与华罗庚、王信中同住一间屋子。三位教授当时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没起床时,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开开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样。

当大半个中国沦陷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聚集在西南联大教书育人。很多原本带硕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于时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早年赴美留学。他在西南联大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学生第一次见他,都有些惊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反而穿着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垂着袖子,双手背在身后,捏着个本子,“摇头晃脑”地进了教室。学生一看,都问:“这就是叶公超啊?”

他手里拿着的,是个英文剧本。从第一排开始,他让学生挨个儿站起来,读一句台词。某个同学读完了,叶公超就随手一指,“你坐在这里”,“你坐到那边去”。

全班人被他打乱座位,渐渐分成了几拨儿。学生看着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你们是江苏人”,“你们是河北人”,“你是天津人”。除了一个来自蒙古的学生,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他都听出来了。

学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后的课上,他一个一个地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期末考试,他依旧是把学生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让他们读一段英文。

同样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译家吴宓在英文发音上就不强求标准。

但吴宓另有让学生震慑之处。他讲的是英国文学史,课堂上讲起什么诗词,从不看书,每一首都能当场背出来。他翻译不同时代的英文时,会用同一时代与之对应的中文来译:古英语的诗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译;现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話文翻译。

“怎么能拿一种古代语言的文字,跟另一种现代语言的文字对照翻译呢?”他反问学生。

即使在战乱中,吴宓依然保持着“风雅兴头”。他在昆明时,成立了一个“石社”,想入社的成员,要写文章将自己比喻为《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这位文史学家自比为紫鹃,取意“杜鹃啼血,忠于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员都自比为“迎春”,男社员都自比为“薛蟠”。据张曼菱推测,战乱年代,大学生的个性正“走向民间,变得粗犷”。对吴老师的这种“纯美与唯美”,学生们都忍不住调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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