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心的野心

2017年12月05日 8:38 作者:李舒 来源:《读者》  

  

  十六年前,我曾经去过一次木心的故乡——乌镇。

  坐的是长途汽车,似乎中途还要换车——换车的地点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背着一个小小的书包,心里是出门惯有的惴惴。乌泱泱地上来一群人,说着同样的话,想必都是乌镇人。

  他们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显而易见,我是外乡人。他们终究没有开口问我,彼此都松了一口气。我乐得靠着窗,看这一车人。他们似乎一大半都是相识的,车尾和车头的人大声地打着招呼,大家都习以为常乐呵呵的。

  他们讲话,一大半都是叠字,与上海话极其相似,个别词格外嗲媚,但不是苏州话的绮丽,有种天然的质朴。

  “今朝哪哈(今天怎么样)?”

  “哦少哦少(快点)。”

  “到汽车站望活里去(到汽车站怎么走)?”

  很多年之后,我读了木心写的《乌镇》,开头和我的经历如此相似。

  “坐长途公车从上海到乌镇,要在桐乡换车,这时车中大抵是乌镇人了。

  “五十年不闻乡音,听来乖异而悦耳,麻痒痒的亲切感,男女老少怎么到现在还说着这种自以为是的话——此谓之‘方言’。

  “这里刚刚落呀,乌镇是雪白雪白了。”

  我第一次去乌镇的时候,还不知道木心。

  我去乌镇,为的是沈雁冰,大家更熟悉他的笔名:茅盾。

  提起茅盾,全镇无人不知,却都不知道沈雁冰这个名字。

  和七十年前恰恰相反。

  七十年前,镇子上的人都知道沈雁冰,却不知道茅盾。

  沈家是乌镇的大户,在东栅的一条街上,沈家的房子是最高、最气派的。然而,沈雁冰恐怕是沈家的书呆子少爷,“他们只知道他是写字的”,名气还比不上另一个在《申报》做主笔的严独鹤,“因为《申报》是厉害的,好事上了报,坏事上了报,都是天下大事。而小说,地摊上多的是,风吹日晒,纸都黄焦焦,卖不掉”。有乡里人贸贸然找沈雁冰写状子,结果当然是不行,于是大家又传言“沈雁冰连个状子也写不来”。言下之意,小说家其实是废材。

  沈雁冰的邻居孙牧心不这么想。

  孙家和沈家在同一条街上,有人传言他们是远亲,其实并不是。沈家的财产襄理是孙家的好友,因为这层关系,孙牧心得以去沈雁冰家借书,借了一本又一本。沈家愿意借给他,不仅仅因为磨不开面子,这个少年虽然不善言辞,借去的书却是有借有还,坏了的部分还补缀装订,还回来的比借去时还好。

  孙牧心,亦是乌镇人眼里的异类。他八岁还要丫鬟抱着出门,十几岁时,全然不知人情世故,连东西也不会买。乡里的青年们会传唱上海的流行歌曲,孙牧心呆呆地看着,一句也不会,心里羡慕得紧,嘴上却不说。

  他是如此羞涩而骄傲的少年,乃至于见了茅盾,居然开口就说:“我一直以为作家都穷得很。”

  因为待客的是巧克力和花旗蜜橘。

  茅盾回答:“穷的时候,你没有看见。”

  这两个人的对话,古怪而唐突。

  一个问,沈先生在台上做演讲的时候,能不能不要用乌镇话讲“兄弟兄弟”,听着难为情。

  一个回答,因为不会演讲,只有说乌镇话,好像才不紧张。

  这少年简直是唐突而无礼的,对茅盾最大的夸奖,不过是在夸了鲁迅的“文章濃”之后,顺便说“沈先生的学问这样好,在小说里看不出来”。临别时茅盾送书给他,问他可要题字,他回答:“不要不要。”

  很多年之后,少年孙牧心已经变成了老年木心。他回忆起这段往事,也觉得自己莽撞,却辩解说,不称呼“伯伯”而称“先生”,“乃因心中氤氲着关于整个文学世界的爱,这种爱,与‘伯伯’‘蜜橘’‘题字’是不相干的”。

  木心的第一个偶像不是茅盾,而是林风眠——他的画作里有很多林风眠。很多年之后,陈丹青说木心其实学的是范宽和达·芬奇,据说木心听了激动得很,在马路中间停住说:“被你看出来了啊!”

  1946年在上海美专的两年,知情人说,这该是“二十岁的木心人生中的黄金时期。拉开民国末脚和煦的一幕:有谁见过他昨日一身窄袖黑天鹅绒西服、白手套的‘比亚莱兹’式的装扮,今日又着黄色套装作‘少年维特’状,也许明天换上白裤、白色麂皮靴,摩登到家”。尽管身体不好,他仍然热衷出门,喜欢到霞飞路的亚洲西菜社,吃罗宋汤和小圆面包。

  难怪他晚年看到自己少年时的照片,认出来的一瞬间,他喃喃地说:“神气得很呢……”话音未落,他忽然就用手遮住脸,转过头,不可遏制地痛哭起来。

  有人说,那时候的木心,不是我们认识的木心,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热血青年,倒看不出晚年那么风轻云淡。说这句话的是我的一个朋友,我觉得木心没有变过,指点江山和指点文字,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而他的野心,在他的作品里,无论是文字还是绘画,都显露无遗。

  他是一个奇特的革命者,一边革命,一边又要“小资产阶级情调”。他说自己是一个无党无派的革命者。因为参与学生运动,他被校方开除,又被通缉,不得已跑到台湾去躲了躲,然后又回来参加解放运动。在部队里,他依旧是特立独行的自由主义者。那一段经历,知道的人很少,他自己的回忆里,只特意写自己一边扭秧歌,一边吐血,血喷在黄色的军装上。

  后来木心在外高桥做了国文老师,几乎是隐姓埋名的。

  母亲从老家来上海投奔他,家业早已败落,她交出“孙家花园”,企图当个“普通群众”。然而到底不像,来的时候还戴着黑丝网手套,木心看了只苦笑。

  在上海的木心,绘画成了工作,文学当作兴趣。他和朋友们聊到深夜,母亲表示不满,他就给门轴上涂了桐油,为的是不在深夜弄出响声。

  他想做介子推,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很快,厄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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