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一种坚韧和伟大

2017年11月13日 14:17 作者:钱理群 来源:《读者》  

  周作人在一篇文章里谈到,他读了清人笔记《双节堂庸训》里的一段记载:“吾母寡言笑……终日织作无他语。”不禁黯然,因为他的祖母就是这样“忍苦守礼”“生平不见笑容”。周作人的这段话同样引起了我的共鸣: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也是这样,坐在那张破旧的藤椅上,“终日织作无他语”,并且不见笑容。

  我的母亲不是周作人祖母那样的封建大家庭的旧式妇女。外祖父项兰生先生是杭州著名的维新派人物,除了开办新式学堂、办白话报,还专门请了老师教自己的长女从小习读英语。母亲至少也算是半新半旧的女性,她应该有不同于周作人祖母的命运。而且,我知道,母亲的本性也不是如此,她是喜欢热闹的。

  然而,从我懂事时起,母亲留给我唯一的印象,又确乎是这样“终日织作无他语”,也无笑容。

  这是在1949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以后,父亲一人到了海峡那一边,把母亲和年龄较小的3个子女一起留在南京武夷路22号那栋空空荡荡的大楼房里。

  一夜之间,母亲由一位受人尊敬的夫人变成了反动官僚的家属,成了人人都用怀疑甚至敌视的眼光望着的“不可接触的人”——这是历史巨变必然带来的个人命运、地位的变化。

  母亲以惊人的决断与毅力迅速地适应了这种变化。她主动上缴了留在身边的父亲的“反动证件”,以及一切可以让人联想起父亲的东西(但她仍然留下了她与父亲结婚时的合影,并且一直保存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环顾四周,选定了那把破旧的藤椅,坐在上面,开始编织毛线、缝补衣物,并且再也不动了。

  从此她不再和任何人谈论父亲,也不再谈论与父亲相关联的家庭的、她个人的历史。尽管她内心深处仍时时备受煎熬,那是对于父亲和远在太平洋彼岸的两个儿子的思念。开始,每逢过年,她都要多摆上几副碗筷,用这无言的行动表达自己无言的思念。后来,外部压力越来越大,这样的仪式也取消了,于是,思念也变得了无痕迹。本来她满可以借某种倾诉减轻内心的重负,但她守口如瓶:既然人们已经宣布那是一段罪恶的历史,那么,她的口就是那道关住罪恶的闸门,而且一关就是几十年,至死也没有开。

  她小心而顽固地断绝了与海峡彼岸的一切联系。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三哥辗转托人带来口信,表示愿意对家庭有所资助,这显然有父亲的意思,母亲却断然拒绝。70年代中美建交后,三哥又托人登门看望,请母亲在录音带里留下几句话,母亲依然一口回绝——她宁愿沉默到底。

  但她却以极其谦和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一切人。无论是谁的要求,包括邻居的孩子对她提出的一切要求,她都全部满足。政府的、居委会的一切号召,从为灾民捐赠衣物,到“大跃进”时献铜献铁,她都一律响应。后来居委会要求借我们家的汽车间开办学习班,家人都不赞成,母亲却二话没说,表示同意,自己也去旁听,跟着邻里的老老少少学唱革命歌曲。后来居委会又提出,周围居民住房紧张,希望我们将楼下的客厅、餐厅全部让出,母亲依然满口答应。住户搬进来后,每月计算水电费,母亲总是以自己多出钱为原则。在日常生活中,凡有争执,她无不退让了事。我多次责怪母亲过分小心,大可不必,母亲总是默默地看我一眼,不做任何辩解。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总算平安过去。当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掀天动地而来时,全家人都认定这回在劫难逃,惶惶不可终日。母亲依然坐在那把藤椅上,织作不歇,仿佛一切都在预料之中,她显得比我们还要镇定。最后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们居然逃过了抄家之灾。在那个横扫一切的年代,这真算是个奇迹。后来,有人悄悄告诉我们,是居委会的老工人师傅劝退了红卫兵,保护了“老太”(这是邻居们对母亲的昵称)。

  但母亲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她终于挺不住,病倒在床上。我清楚地记得,在那个寒冷的冬夜,母亲拥被而坐,咳喘不止,对着从数千里之外赶回探视的儿子,断断续续地说道:“这几十……年来……总算……没有……连累……你们。”说完凄然、坦然一笑,又沉默了……我的灵魂却受到猛的一击。啊,母亲几十年如一日地默默不言,忍苦守礼、守法,全是出于对她的子女刻骨铭心的爱!我凝望着因习惯于无语而显得麻木的母亲那张石刻般的脸,突然醒悟:在这场历史的大风暴中,正是母亲用她那瘦弱的肩膀独自承受了一切,默默地保护着她的每一个子女,这是怎样伟大的母爱啊!我无言,不由自主地低下了头。

  我愿意永远地俯首于这幅“圣母图”前,想着母亲端坐在藤椅里,终日织作无他语,也无笑容。

  (欲何依摘自漓江出版社《我的家庭回忆录》一书,杜凤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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