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道人生无再少

2017年07月17日 8:54 作者:章诒和 来源:《读者》  

  童年与成长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没几天,广西桂林的白公馆传出一个婴儿的啼哭声,白崇禧将军的第八个孩子出生了,取名白先勇。

  这孩子打出生体质就不好。六七岁的时候,别人都去上学了,他却患了肺结核——那时叫肺痨,和现在的癌症一样,属于令人谈虎色变的绝症。白崇禧将军遂教老八彻底在家养病。白先勇这一病就是四年多,还是单住在山坡上的一所房子里。

  一天晚上,白先勇站在山坡上望见家里的灯火、人影,又听见不断的笑声——病前百般受宠,病中独自面对——为世人遗弃的悲愤之情使他不禁大哭。他自幼形成的敏感、多思、内敛、悲悯、富于想象等气质,既构成了他的性格,也影响了他的文字。

  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家里的厨子老央。每晚,他都要老央给自己说书。一老一小守着一个炭火盆,就开讲了,讲的第一个故事叫《薛仁贵征东》。别小看这个场景,白先勇因此熟习了文学叙事。

  病愈后,好强的他拼命读书,不分昼夜。我曾问他:“你读书时期的特点是什么?”他淡然一句:“过目不忘。”还珠楼主的五十多本《蜀山剑侠录》,他从头至尾看过无数遍,小学五年级又开始细读《红楼梦》。

  抗战时期,白家几十口人辗转于南京、重庆等地;一九四八年,白家定居香港;一九五二年,移居台湾。一九五六年,白先勇从台湾有名的建国中学毕业。说来有趣,那时他的理想是参与修建三峡大坝。于是,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成功大学水利工程系。一年后,他发现自己真正的志向是文科,于是打算转学,更换专业。他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白崇禧将军说:“男孩子以理工为主,法商次之,文史属下乘。”那时,他在水利系是第一名,这让白崇禧将军特别看重。还是母亲说了一句:“随他去吧,行行出状元嘛。”第二年,白先勇转学至台湾大学外文系,改学英国文学。

  对白先勇影响最大的事情是一九六二年母亲的去世。“天崩地塌,栋毁梁摧”,出殡那天,灵柩入土的一刻,他说:“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黄庭坚在一首《虞美人》里写道:“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有丧母之痛的白先勇说:“不必十年,一年足矣!”

  经过死别,他深深认识到天命之不可强求,青春之不能永葆,只有艺术才能长存。怀着这样的感悟,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九六四年,他发表的《芝加哥之死》被公认是其转型之作,用夏志清先生的话来说则是,文中“象征方法的运用,和主题命意的扩大,表示白先勇已进入成熟境界”。

  无根与传统

  白先勇写时代,写情感,写人物。他笔下的故事色彩斑斓又耐人寻味。

  他作品的特点是把传统融入现代,现实性和历史感二者兼备。白先勇先后生活在大陆、台湾、美国,丰富的人生经历给他的思想情感和创作带来巨大的影响。

  移居台湾前,他是在国民党政要家庭度过的,父辈显赫的身份、上层社会的气派是他少年时代的印象。在台湾,他目睹国民党许多昔日同伴家庭的没落以及无数大陆人背井离乡、流落孤岛、窘困挣扎,那无尽的乡愁与怀旧伤感是他永恒的记忆,也是他写作的基调。到了美国,他一方面接受西方先进的物质文明,一方面对其文化领域的某些堕落深感厌恶。

  漂泊海外的无根之感,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执着——以上这些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复杂的思想情感构成了今天的白先勇,也贯穿他的全部作品。

  我和白先勇的交往,算来已有十几年。他举止谦恭、内心坚忍,这恰恰是很多人做不到的,包括一些成功人士。

  有一次,他来北京看在北大演出的《牡丹亭》,散戏后已经很晚了。返回宾馆却发现一大堆人在等他——有粉丝,眼巴巴地盼着能与他合影;有记者,拿着录音笔盼着能采访他几分钟;有出版人,捧着一摞书要他在每一本上签名;也有熟人如我,要和他唠几句“家常”;墙旮旯儿还站着一个医生。

  原来白先勇正发着烧,他年过七十,明天还要远行……碰到这种情况,换作我一定三下五除二,统统打发走,不管认识的不认识的、有事来访的还是无事登门的。他不!他哑着嗓子、泪眼婆娑地应酬,一一满足来者。我在一旁看着,非常感动。

  我和白先勇都热爱家乡,但我的热爱程度远逊于他。首先人家一口正宗的桂林话,我却一句家乡话都讲不来。他给我印象至深的是爱吃米粉,我却不大喜欢徽菜。

  据他自己说,父亲打仗归来的头等大事,就是喊隔壁婶娘过来做米粉。白氏全家后来在南京、上海,还常常请人到家里做桂林米粉吃,迁至台北后就很少吃到了。只要白先勇来到大陆,必打听哪里有米粉店,且一定要吃桂林冒热米粉。

  一次,他到北京讲学,黄昏时分打来电话,说要请我吃饭。我忙问:“在哪家宾馆?”他说:“不是宾馆,是小店,就在北京人艺剧场旁边。店面很小,你要仔细找啊!”真是不大好找,还得要他带路。一进门,白先勇笑呵呵地对女店主高声道:“我们要吃米粉!”我一抬头,瞧见正面墙壁悬挂着白先勇手书的“桂林米粉”四个大字。显然,人家是常客!我们每人要了一大碗。他像在家里一样放松自在,还不忘叮嘱我多放点辣椒。

  白先勇吃米粉也是一景,一双木筷左右搅动,上下翻飞,桌面、碗沿、嘴角干干净净,只有两颊红红的,那才叫本事。其实,他在桂林只生活了七年,十五岁去了台湾,二十五岁去了美国。由此足见家乡的力量!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故乡。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我和白先勇都热爱昆曲,但是我没有他那样的痴迷与赤诚,竟能“纠集”大陆、香港、台湾的艺术家联手推出一个青春版《牡丹亭》。没人愿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他愿做!这个戏在海内外上演逾二百场,吸引了许多年轻人。

  我知道这个被人们赞为“中国文化史上一桩盛事”的演出背后,他付出了多少精力和心力。单是筹款一项,就要人性命!为此,白先勇生了很多闷气,但他只字不提,脸上始终挂着笑,只说自己是个昆曲“义工”。所以,我老对同事说:“现在只剩一个君子了,那就是白先勇。”通人情、好人缘的白先勇发现我对青春版《牡丹亭》缺乏热情,便极少在我面前提及这个戏的演出情况,更不请我发表意见。对此,我心存感激——他可以创新,我可以守旧,谁也不去说服谁。

  白先勇乃天纵之才,能把西方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融入中国传统的文字表达方式之中。他所描述的新旧交替时代的各色人物,他所呈现的民国末期的各种生活场景,生动细致,充满沧桑感。無论是散文还是小说,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他的作品都非常成功。

  二〇一二年春,我和白先勇一起去南京先锋书店参加《父亲与民国》一书的座谈会。会后是签名售书活动,持书者排成长队,长得“见首不见尾”。白先勇从下午六点签到晚上九点多,书店负责人请他休息一下,他始终不肯。长队中,一个三十多岁的女读者是打“飞的”专程从敦煌赶来的。还有一个读者,背了一个大麻袋。轮到他了,立即把麻袋打开,无比自豪地说:“白先生,我专门收藏您的书,不同版本的共有一百多本!”听到这句话,白先勇立刻起身,紧紧握住他的手……

  态度安安详详,说话从从容容,做事精精干干。他办杂志、写小说、当老师、拍电影、搞昆曲,现在又研究起《红楼梦》来。让我佩服的不是他的诸多成就,而是他按内心所求来生活的自在状态。

  今年,白先勇就要八十岁了,我和台北的几个朋友决定三月份要好好庆祝一番,痛痛快快地热闹一场。这于我而言是一件大事,心里老惦记着。在每每的惦念里,我恍然觉得他一直徜徉在青春中。

  “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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