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载,一个奥地利人在中国

 2016/10/15 8:25  江国珍 《中外书摘》  (1,216)    

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2月11日生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939年1月抵达上海。1941年,聂荣臻司令员为他取了中文名字“傅莱”。1953年4月3日,加入中国国籍。1983年至2002年,担任了四届全国政协委员。2004年11月16日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84岁。

我和傅莱

1960年的一天,傅莱来重庆友谊商店买东西,当时我在商店主要负责对外接待。看到客人便问:“需要买些什么?”傅莱当时礼貌地回答:“我想买一瓶墨水。”我当时还有些好奇,墨水外面到处都可以买到,为什么要来这里买呢?心里虽然有些不解,但还是十分高兴地帮他拿了一瓶。一天,他又来到了商店,很巧又是我接待了他,这次傅莱在商店里买了一管牙膏。买完聊了几句,在商店转了一会儿他就走了。他告诉我他住院了,并问我能否帮助他买点东西送到医院来。我问傅莱想要什么,当时正值中秋,傅莱就说买盒月饼吧。考虑到外事纪律,我一五一十将此事汇报给了经理。经理一听,微微一笑说:“可能这个人看上你了,我派个人和你一起去吧。”当时傅莱一心只想和我有个单独说话的机会,看到两个人一起过来,心中有些失落。但后来又通过几次接触,我也逐渐对眼前的这位外国人产生了好感。

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老家在重庆北碚区的郊区,母亲在46岁时才有了我,所以从小我的身体就比较弱,在重庆大学读书时一度生病休学在家。因为学习的是俄文,所以经朋友介绍,来到了重庆友谊商店工作,一方面辅导职员学习俄文,一方面负责接待工作。

见过几次面,有了一些接触之后,两人都对彼此产生了好感,萌生了爱的种子。傅莱出院的那天,正好安排在我的休息日,我就去接傅莱回家。此后,我们俩经常约会,不知不觉中两人的心已经走到了一起。20世纪60年代傅莱第一次去我家时,正是困难时期,家里条件艰苦,拿什么去招待人家呢?无奈之中拿出了家中的泡菜款待,没想到傅莱不但没有半点嫌弃,反而十分开心地抓起泡菜吃,还一直说好吃,一副非常满足、非常开心的样子。母亲见状就笑了起来。也正因为这件小事,我的母亲增加了对傅莱的好感。

有一天在车站等公交车的时候,傅莱突然对我说:“我们去登记结婚吧!”我感觉很突然,就对傅莱说:“这么重要的事,你怎么从来没给我说过啊!”傅莱笑笑说:“还需要准备什么呢?”正好此时重庆医学院院长周泽沼驱车经过,一边摇下车窗询问,一边招呼我们上车。上车后,彼此寒暄,周院长问傅莱要去往何处,傅莱大方地说:“你带我俩去结婚登记处吧!”周院长听后说:“好呀!好呀!”就这样,傅莱与我顺利地办了结婚手续,那一天是1961年的2月14日,正好是西方的情人节。当时中国还不知道什么情人节的事,可是出生在奥地利的傅莱是深知情人节含义的,只是暂时保守秘密而已。他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是早有考虑的,想给自己心爱的人一个惊喜。

结婚第二年,我们的独生子傅维克出生。

小维克非常像他的父亲,适应能力强、独立、勇敢。那时傅莱和我工作都非常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就把他送到了幼儿园,办理了全托,每周一送过去,周六下了班接回家中。幼儿园与我家只有一墙之隔,可是在一周的时间内,孩子从没有想到要回家的事。那时每到周末,去接孩子时,他就会歪着脑袋问我:“妈妈,我们干吗要回家啊?”同其他孩子与父母分开时大哭大闹不同,孩子表现得很不一样,不愿回家,每当周一我送他到幼儿园,他非常好奇地问我:“为什么他们上幼儿园还哭啊?”与别的孩子相比,他更多的时间是在幼儿园度过的,一定程度上,幼儿园更像是他的家。

傅莱有一件浅黄色的美国将军呢子外套,这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简直是稀有之物。它做工精细,质量好,决定改成一件外套给我。两人一针针地精心拆开,浆洗之后又经过商议式样,最后拿去让裁缝进行剪裁,为我做了一件开领的外衣,这在当时是十分时髦的。我非常的喜爱,穿了二十多年,十分珍惜丈夫送给自己的礼物,至今使我记忆犹新。

傅莱与我的感情一直非常好,四十多年的生活是充满了幸福和甜蜜的。共同的乐趣和快乐伴随了我们的一生。

与初恋女友汉娜久别重逢

汉娜是傅莱在奥地利的初恋女友,后来由于纳粹分子的迫害,他们天各一方。傅莱在中国,汉娜在英国。由于战争等诸多因素,他们彼此之间失去了联系。再后来汉娜到了斯洛伐克并加入了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一位斯洛伐克共产党员结婚,婚后随夫姓,改名为汉娜·戈兰诺娃。她和爱人生有一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定居斯洛伐克,非常巧合的是他们的儿子和傅莱的大儿子(英文名)都取名为彼得,冥冥之中他俩之间还有一丝关联。直到1967年,傅莱与汉娜才再次取得了联系。

1966年的春天,汉娜因为要去参加次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办的世界博览会,所以要去蒙特利尔联系参展物品的运输问题。在维也纳转机时,经过几番周折,她幸运地找到了傅莱的母亲石泰因太太。石泰因太太告诉了汉娜傅莱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情况,还把联系方式告诉了她。远在布拉格的汉娜和北京的傅莱终于联系上了,他们之间有了书信往来。1967年深秋,傅莱和我去维也纳探望母亲,特意前往布拉格探望汉娜一家,而这时已经距离他俩在维也纳南站的告别有整整二十九年了。此后,我们和汉娜两家人成了好朋友,后来也曾多次见面。

2004年11月16日,傅莱在北京去世,享年84岁。汉娜得知傅莱去世的消息后,还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珍:

你给我一个很大的惊喜,你从维也纳给我打来电话,并说德语,你有很大的进步。你还想知道一些关于理查德战前和我在维也纳的经历。因为有人要写一本关于理查德的书,我不能对你说很多。理查德和我认识只是很短的时间,同时这是一段很困难的时期,那时奥地利被德国法西斯军队占领,到处都是秘密警察。理查德那时与共产党组织接触,因为这些工作和联系都是地下的活动,如果被发现就是死亡或者是接受进集中营的惩罚。因此他从不对我说这些事。同样我也跟共产党有联系,我也不跟他说什么。我们在同一学校高中毕业,我们互相学习,那时我们俩都是18岁,这个年龄相爱很快,我们彼此相爱很短的时间,我们的结合像柏拉图式的爱(精神恋爱)。我的父亲那时有重病,他有帕金森病,理查德帮助我母亲照顾他。但是这些很快就结束了。以后在城里秘密警察已经开始寻找理查德,他必须尽可能快地离开奥地利,较简单的可能性是去上海,所以他买了一张船票离开了奥地利。同样我也必须尽快地走,可能性是去英国,从那里我再找去处,那里可去做医院护士工作。在那里我很快认识了我的丈夫,忘了理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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