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民,一个出版人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路径

 2016/10/13 12:37  冬冬 《中外书摘》  (1,169)    

生活在太平盛世是一种幸福,但非常时期的经历也是弥足珍贵的。尽管那段记忆是痛苦的,令人不堪回首,但它是历史的客观存在,是我们共同的昨天。

张春桥的“钓鱼”行动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文汇报》全文发表,批判京剧《海瑞罢官》的作者、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说他借古讽今,借海瑞的“退田”“平冤狱”,与1961年社会上的“单干风”“翻案风”相呼应,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反映。姚文发表后,各大报纸陆续转载,号召大家展开自由讨论。

父亲李俊民时任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简称“中华上编”)副主任兼总编辑,专门从事古籍出版。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之前,《文汇报》将清样拿给父亲征求意见,父亲说:“最后一部分最好删去。”父亲本着对历史、对今人及对作者本人负责的态度,用红笔勾出姚的文章最后一部分中对吴晗上纲上线的那一段,写上了“学术问题应与政治分开”的意见。

不久,《解放军报》也转载了姚文,编者按语很尖锐,讲《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必须进行批判。来自军方的声音让人们有种不同寻常的感觉。

临近年底时,父亲接到文汇报社通知,要他去参加“上海史学界、文艺界部分人士座谈会”,讨论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那天是1965年12月31日,只见父亲回来时一脸沮丧,连声道:“老天亡我。”说是他正准备发言时,忽然平地一阵冷风,将他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吹走了,他只好脱稿发言,跟着其他老先生一起讨论“清官好还是贪官好”。比较起来,这个议题虽然荒谬,但总要比“借古讽今”好说些。

来自高校的教授说,有学生提出“贪官比清官好”,于是大家展开讨论。大多数人都用“说不清楚”“还可以讨论”“可以进一步提出问题”等模棱两可的说法,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予同干脆提出另一个议题:“在蒋匪帮时代,是否做坏教授比做好教授要好?”父亲实在不能苟同“贪官比清官好”的说法,特别是这种说法出自青年学生之口,那是要影响下一代的大问题。他忍不住脱口而出:“清官和贪官有区别,历史人物的好坏还是要有区别的。”但想起会议主题就是要批判清官海瑞,父亲又进一步说明:“贪官实际上是糟粕,不在话下,而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影响也大,这种影响并不好,所以越是精华越要批判。”

第二天,《文汇报》的清样就送来了。父亲的目光停留在这段话上,犹豫了半天,最后一咬牙:“我既然说过的话,就不用再修改了。”就这样,开会前说好是“不登报、不算账”的内部讨论,会后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公开发表了。后来,父亲的那段话被断章取义地冠以“清官精华论”而横加批判。座谈会上随便一句话,就被上升到什么“论”,这真是理论的悲哀!

早在1959年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就对如何继承古代文化遗产提出了“愈是精华,愈要批判”的口号,父亲发言中所说的“清官是封建时代的精华,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只不过是将“清官”归到“精华”一类罢了。开座谈会的时候,陆定一还没有出问题,还是文化界的最高领导,谁能想到他一夜之间就成了“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了呢?其实,父亲讲的这句话也没错,如果清官不是精华,难道贪官是精华?正像座谈会上蒋星煜所说“清官不光是指经济上的清,还有清正(有正义)、清廉(不贪污)、清明(不糊涂)等涵义,清官的对称包括酷吏、贪官、糊涂官”。 至于说“越是精华越要批判”,封建社会的清官维护的是皇帝老子的天下,莫说是在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20世纪60年代,即使拿到现在来说,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落后影响,恐怕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都应该进行有批判的继承。

参加这个座谈会的大多是各个大学的历史系教授,来自出版系统的只有父亲和他单位的两位同事。“文革”后,主持那次座谈会的《文汇报》原总编辑陈虞孙告诉父亲,是张春桥点名叫他参加座谈会的。

这些与《海瑞罢官》浑不搭界,但又不愿跟着姚文元“指鹿为马”的老知识分子,只因张春桥选中了他们,便被传去参加这个所谓的“内部讨论”座谈会,莫名其妙地掉进了政治陷阱。

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之前,张春桥已经召开过两个座谈会“征求修改意见”。11月5日的参会对象是党内专家,11月7日是党外专家,父亲参加了其中一次座谈会。到会的专家们异口同声地反对姚文元的生拉硬扯、无限上纲,提了好多意见。毕竟“修改意见”不能发表出来作为“整人”的依据,所以,在姚文见报后,张春桥指令《文汇报》开辟“讨论”专版,登门向诸多知名人士约稿,可是回应寥寥。眼看一个半月都过去了,史学界、文学界里的绝大多数权威人士还是不写文章。张春桥又生一计,发出指令,再召开一次座谈会,“请他们来”!为了让鱼儿们上钩,张春桥刻意营造一个“畅所欲言”的氛围,自己不出面,授意《文汇报》编辑部的人做好记录,然后整理成文,白纸黑字地登在报纸上。

父亲以前参加过类似的座谈会:“反右”前夕参加过一次,结果到会的两个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反右倾”之前又参加过一次,叫做“神仙会”,畅所欲言,结果会后遭到了批评。所以,父亲对“先放后收”的政治运动程序并不陌生。但是父亲不能同意全盘否定历史上的“清官”,对生拉硬扯地将历史人物与现实政治挂钩,更是坚决不能接受,这是捍卫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原则问题面前,父亲是决不肯做一个懦夫的。

第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在1966年5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有一项会议议程是听取上海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张春桥介绍批判《海瑞罢官》的经过。张春桥在会上说:姚文发表前请一些上海的史学名家提意见,他们最反对的是“最后一部分”,那是讲的政治问题。他们把姚文元叫做棍子,一向是打人的。这时有点思想准备了,看来文章出来后会有大战……

张春桥在发言中故作玄虚,明明是他再三动员大家参加学术讨论,到了中央他却讲成是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而自己是如何顶着压力进行艰苦的斗争。他的发言为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评估提供了“依据”,也为自己进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当副组长积累到一笔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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