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细微处见李敖

 2018/08/12 21:50  曹景行 《读者》  (152)    

一身侠骨

我最后一次见李敖是2014年元旦刚过,陪上海朵云轩的几位朋友登门拜访。热聊间他要送书给我,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两本,拿出笔来留字。翻到《你笨蛋,你笨蛋》那本书的扉页,他刚写上我和妻子的名字,有点犹豫停顿,眼光中闪出一丝狡黠。我会意地笑说“没问题,我们自认笨蛋”,他却接着写了一行“笨蛋指他”,落款“李敖”。这正是李敖好玩的一面,细腻的一面。

书上第一张照片题为“高信疆死矣”,照片中李敖站在挚友墓前低头看着碑文,很有点凄凉孤独的感觉。墓地近海,风大,李敖外衣裹身而显得瘦小。书中第一篇是李敖2001年写的《送高信疆归大陆序》,第一句就说到了生离死别。

我1997年初次拜訪李敖,就是由高先生引见的。早先我在香港明报集团旗下的《亚洲周刊》供职,高先生那时为集团总编,是我的上司。他有台湾“纸上风云第一人”的美誉,缘于数十年在文学、媒体上的不断抗争、开创和辛劳;他热心仗义,扶持新人,帮助朋友(包括李敖)。高先生同李敖的交情非同一般,李敖同胡因梦要匆匆成婚,就拖他去证婚。李敖傲视天下,骂人无数,却对高先生“恭敬而知心”。

高先生到北京帮香港商人办新刊并不成功,此后虽如闲云野鹤,心情却难舒畅,身患重病而不自察。一天,他回台湾同李敖吃午饭,李敖发觉他脸色很不好,第二天就陪他去和信医院,还带上10万元(新台币)现金。到了和信医院,李敖把钱放在柜台,说:“请你把他收押。”可惜为时已晚。李敖说,高先生死前两小时,“我跟他在一起”。好友走了,李敖二话不说拿出70万元新台币(约合15万元人民币)为他买了块墓地,也就是前面提及的那张照片的拍摄地。李敖的女性挚友陈文茜说,“李敖那时自己也并不富裕”。香港朋友马家辉写道:“在金钱背后,不能不说有着一股热血和一身侠骨。”

其实,李敖把高信疆“押送”去医院之事,只不过是早几年他自己被友人送医救命的翻版。2001年我去李敖台北的书房,发现他刚动过手术成了“无胆之徒”,腰间还留着尺把宽的白色箍带。在我看来,李敖本来就是“医盲”,前些时候他感到不舒服,看了两次医生,都说是感冒,开了药,他被打发回家。过了两天,一位开医院的朋友到访,一见面就骂:“你眼睛都发黄了,见你鬼的感冒!”朋友立即把他硬架到自己医院的手术台上,在他腹部打了4个小孔,把坏死的胆囊取走。

老顽童

到我们见面时,他已养得白嫩许多,比先前还要神气活现,连“丧胆”之事都变成他口中的风光。但我还是感到他的一些变化。那一年李敖流年不利,他得病之前几个月,92岁的老母去世了。李敖孝母,在自家楼上买了一套房子给母亲住,生怕出事,还装了摄像头时时监护。母亲去世让他想到自己的死,“我一直把妈妈看作我同阎罗王之间的一道隔墙,现在墙没有了”。他更担心两个年幼的孩子,尤其在大病之后。他病中小女儿前去探视,问了一句:“你如果死了,我们怎么办?”这让66岁的李敖警觉到,要更多为孩子今后的日子着想。好在老天爷成全他,让他多活了十七八年,看着孩子长大,见世面,过上不错的日子。

那天提到孩子,李敖马上变得柔和起来。他告诉我,前些日子朋友来看他,聊到一半电话铃响起,他接听时满脸诚恳,不断点头称“是”,这让朋友感到奇怪。他解释说,是小女儿兴师问罪,怀疑老爸偷吃她一块巧克力。我问:“究竟是不是你偷吃的?”他甜滋滋地回答:“是的!”

对孩子照护的回报,是人生走到最后仍有家人的陪伴。2017年8月,李敖的儿子李戡发了一张照片,是他接李敖出院——“25年来收过最棒的生日礼物:一个恢复健康的爸爸。”李戡比了个V字手势,坐在轮椅上的老爸却把手势反了过来——看过电影《至暗时刻》的人应该懂得他的意思。老顽童嘛!

最好的嘉宾

凤凰卫视与李敖结缘始于1999年7月《杨澜工作室》栏目赴台拍摄。杨澜在台北东丰街李敖书房对他的3个小时采访,让大陆观众第一次看到了“音容宛在”的活李敖。也许是因为第一次面对大陆背景的女主持人,李敖谈古说今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可谓少有的精彩。李敖说一口略带东北腔的北京话,又有点大舌头,不断引经据典,还老是问“你懂我的意思吗”。

此后几年我和同事多次采访李敖。记得2000年6月的一天下午,我同凤凰卫视的同事曾瀞漪敲开他书房的门,发现他正发烧,精神有点萎靡。屋内停水,连喝的都没有。我们转身就去楼下超市给他提了两大桶纯净水回来,过了一会儿他又精神十足地对着镜头说个没完。我也见过他如何对待不喜欢的媒体和记者:先问打算做多长时间的节目,如果是3分钟,他就只讲3分钟,叫人家无法删减他的原话。

我们之间关系越来越密切。2004年终于开播《李敖有话说》,3年不到的时间里做了735集。我可以体会一个70岁左右的老人每星期都到摄影棚连着几小时录节目的辛苦。何况他平日怕冷又容易出汗,每次录节目都会湿透几身衣服,得换好几次内衣。但他也是台北同事眼中“对人最好的嘉宾”,对每个人都很亲和,包括对打扫卫生的和停车场的门卫,过年时李敖还会派红包给他们。

李敖与凤凰卫视近20年的合作,以2005年秋天他的回乡之旅为最高峰。我早就劝说他回大陆看看,他却一直顽抗,一会儿说自己不必周游天下照样知道天下,一会儿又说宁愿保持旧时的记忆不遭破坏。有一次我跟他开玩笑,说要用迷药把他迷倒,装进麻袋扔上走私船,偷运到北京,就搁在他女儿李文家的门口。其实我知道真正原因是他怕坐飞机,以为现在乘飞机还像许多年前那样颠簸。后来,当他终于登上飞机经香港飞往北京,才发觉现在的飞机居然如此平稳、宽敞,尤其是他坐的头等舱。

很念旧

李敖回乡,我一路看、一路听,印象最深刻的场面是他同北京小学同学的相聚。因为李敖录节目回来晚了,我同曾子墨先代他招呼这些与他同龄的老人,听了不少他童年时代的趣事和糗事。李敖一进门,我们就要考一考他自称天下无双的脑子,看他能叫出几个老同学的名字。没想到他居然认出一半以上——50多年没见过面啊!

李敖特别念旧。他在北京专门去看望当年的老师,单膝跪地,双手送上1 000美元的红包。在老同学面前,他变得前所未见的老实,话也少了许多。后来我写下一段话:“那天,李敖坚持说在老同学面前他没有资格讲话;一起拍照的时候,他无论如何不肯站在中间。他送给每个老同学一支名牌金笔和一本他的书,每本都是当着同学的面签名,郑重其事地递过去。这时的李敖很传统,很念旧,很动情,很像林黛玉。”

我同李敖都属猪,年岁则相差一轮,见面时说话没大没小,开玩笑百无禁忌。他最不服气的是我父亲曹聚仁一生发表4 000万字,他追不上却老是说“没有我写得好”。

4年前的那次见面留下最后的印象,是他同上海来的朋友中午吃便饭,他坚持要请客,而且从口袋里掏出一厚卷蓝色的千元大钞。接着他又展示了其他随身装备——小照相机、小刀和防狼电击器,叫人家不敢打他的主意。我在一旁看着,只好苦笑。

同李敖打交道,常常是只好苦笑。记得有一次我一边苦笑一边对他说:“你李大师本领高超,敢在独木桥上翻跟头,只是跟着你上桥的人弄不好就纷纷落水。”不知这句话他是否听得进去,只是今天已无法再问他了。李敖走了,一切任人评说,不知他会不会在另一个世界里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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