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女科学家”炼成记

 2018/06/23 15:30  张茜 《读者》  (434)    

“女性著名科学家”是一个要求颇为苛刻的标签。近现代以来,中国能够当得起这个称谓的人,可谓凤毛麟角。

不少女性在考虑是否要走科学这条道路之前,首先要闯过性别关。

即使到今天,也很难说男女在各行各业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追溯到20世纪初期——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何泽慧和石油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婉珍出生的年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则更低。

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她们不仅需要内心坚定,努力争取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还需要有和反对的声音据理力争的勇气。

开明、男女平等的家风和雄厚的财力,在当时是女性获得优良教育的重要基石。在这一点上,两位女科学家有着极为相似的家庭背景。何泽慧的父母出自官宦望族,而陆婉珍则出身书香世家。

尽管拥有家庭方面的天然优势,她们还是需要以异于常人的勇气去争取学习机会。例如,何泽慧在早年的求学之路上,就两次险些因为性别问题被导师拒之门外。

第一次是考大学时。1928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生,何泽慧于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她同级的28个物理系新生中有8名女生,但当时的系主任叶企孙主张“女生一个都不要”。《何泽慧传》的作者、科学史专家刘晓推测,或许叶企孙觉得,女生学物理比较难,而且物理系的毕业生将来有可能要从事与战争相关的工作。

“但她就是不服输,努力争取,她性格中有很积极的一面。”刘晓用3年时间收集了与何泽慧有关的翔实资料,撰写成书。

在得知可能被劝到其他系之后,何泽慧“挺身而出”,和女同学们一起据理力争:“你们为什么在考试成绩之外设立一个性别条件?招生的时候没有说啊!”最后,系里只好同意她们先试读一学期。

经过几轮淘汰,最初的28名新生只剩下10人,何泽慧是胜利者之一。没想到,相似的一幕竟然在她前往德国攻读博士学位时重演了。

从清华大学毕业后,与何泽慧同级的男同学,包括后来成为她丈夫的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都被老师引荐到可以为“抗日报国”作贡献的南京兵工署等单位工作,但女生几乎不在考虑范围。

选择留学德国的何泽慧一定要争这口气。“兵工署不要我们,我自己去找德国军事专家的老祖宗去!”刘晓在书中解释道,这位“老祖宗”就是德国军事专家克兰茨教授——现代弹道学的开创者、“兵工署”的顾问,当时帮助中国筹建了弹道研究所。

一心想救国的何泽慧坚持要学习实验弹道学,请求克兰茨教授接收她,但被拒绝了——弹道专业此前从未收过外国学生,更没有收过女生。

何泽慧穷追不舍。她对克兰茨说:“你可以到中国来当兵工署顾问,帮我们打日本侵略者;我为了打日本侵略者到这里来学习这个专业,你为什么不收我呢?”克兰茨教授被问得哑口无言,只好同意她先以旁听生的身份试试。第一学期结束后,何泽慧便转为正式学生。

她在追求女性平权的道路上又胜利了。

过了性别关之后,若还要在“科学家”之前加上“著名”二字,则是更大的挑战:一方面,需要有引领某领域科学发展方向的能力;另一方面,还需要有服务全局的胸襟。如果说前者是技术问题,后者则是意识问题。

何泽慧的父亲何澄曾亲历八国联军侵华,愤而留学日本。他曾说:“若想中国不受外国欺负,必须把外国的强项学到手,我就是倾尽家资也要送你们出去。”

陆婉珍的父亲陆绍云从小目睹国家贫穷落后,加之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影响,一早就决心走实业救国的道路,后来也远赴日本,学习纺织技术。

父辈为了民族富强、国家兴旺所作出的努力深深地印在年幼的何泽慧和陆婉珍心里。数十年后她们成为大科学家,有人问最初是什么让她们对科学产生的兴趣,陆婉珍回答:“大部分是由于科学救国的思潮。”何泽慧则率真地回答说:“没有兴趣,没有兴趣,那时候就是为国家……”

爱国和有社会担当是彼时成为大科学家的必备条件。但仅有爱国之心是不够的,她们还需要“静默地想救国的方法”——这是何泽慧17岁时经历日本侵华的感悟,也是诸多像她一样的救国科学家奉行一生的行为准则。

为救国,这些“不起眼的小女孩”选择去啃科研的硬骨头。

1940年何泽慧在德国克兰茨教授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而后前往法国与丈夫钱三强会合,共同在居里夫妇的实验室工作;比何泽慧小10岁的陆婉珍在美国知名化学家希斯勒教授指导下于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与石油化工学家闵恩泽结为伉俪,并供职于一家著名的精制玉米公司。

尽管她们已经在国外获得了相对优裕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以及良好的发展前景,但“梁园虽好,非久居之地”,救国之心从不敢忘。钱三强曾说:“正是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回去改变她的面貌。”

抱着这样的信念,1948年,何泽慧和钱三强夫妇登上了从法国出发的轮船。回国后他们创建了我国首个原子学研究所,双双成为我国核物理领域的奠基人。

1955年,陆婉珍和闵恩泽夫妇也登上了从美国出发的轮船,回国后创建了我国首个石油炼制工业研究所,开了我国油品分析技术的先河。

除了白手起家、勇于创新,这两位女科学家还对科技发展趋势有着敏锐的嗅觉和准确的判断力。例如,何泽慧的研究重心从原子核物理、原子能,到中子核物理,再到宇宙线,始终站在我国核物理研究中最迫切需要,也最关键的一线。陆婉珍早年坚持研究的不被学界看好的近红外光谱油品分析技术,如今竟有愈来愈热之势。

褚小立是陆婉珍的学生,曾跟随她学习工作近20年。让褚小立印象深刻的一句话是:“人不要被物降住。”

尽管陆婉珍家境殷实,但她从小恪守俭朴的习惯。加之幼时受祖母淡然生活态度的熏陶,似乎从没有什么事能够扰乱她的心绪,对于物质生活,更是要求极低。

在褚小立的记忆里,陆婉珍每年冬天的打扮都一样:一件深蓝色呢子大衣、一顶棕色的帽子和一条毛围巾。这身衣服她至少穿了20年。

听说有女学生出门不知道该穿哪双鞋时,陆婉珍说:“这有什么难的,你准备两双鞋,在家穿一双,出门穿一双不就行了?人不能被物降住,物应该为人所用。”

陆婉珍认为人生在世要处理好三级关系:最低级别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中级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最高级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我们最终要学会与自己和解”。

她非常清楚自己的追求。不管外界有什么声音,陆婉珍向来都在自己的路上走得平静而坚定。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陆婉珍和何泽慧单纯、平和地度過了干校时光。

传记中写道,谈及挑煤的活儿,陆婉珍总会骄傲地说:“我很有本事,我个儿大,有力气,会掌握平衡。修厕所是项技术活,我做得也可以。”

何泽慧似乎比陆婉珍还要乐观,由于“身体老弱”,她只领取了敲钟、看场等任务,她竟然像在科学实验室测算数据一样将敲钟时间计算得分秒不差,最后所有人都用这个时间来对表。其间她还顺便用自制仪器在荒郊野地里完成了对贝内特彗星的观测。

在刘晓看来,这些科学家早期完整的、长期的教育和科研经历,已经使她们获得了饱满而坚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她们心中的追求,多大的风雨都难以撼动。

事实上,她们的人生信条早已被锁定,正如居里夫人给何泽慧和钱三强的临别赠言所说:“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

(大浪淘沙摘自《中国青年报》2018年3月19日,李 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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