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美丽园的日子

 2018/05/18 15:23  赵珩 《读书文摘》  (354)    

最近几年,因为参加每年八月的上海书展,都会住在上海静安寺不远,靠近长宁区的美丽园大酒店。而对我来说,这个地方总有着特殊的记忆。

1987年的5月,正是上海接近梅雨季节的气候,我在上海盘桓了十几天时间,目的是在上海约稿并拜访当时健在的海上文化人。时隔整整三十年,如今美丽园已非昔时模样,拜访过的老先生们已经悉数作古,而我也已近古稀之年,时光荏苒,真如白驹过隙。

1966年11月,我第一次到上海,正值“文革”,只住了一夜就匆匆逃离,转而去杭州游山玩水了,几乎对上海没有留下任何印象。如果那次可以忽略不计,那么1987年5月才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到上海。

在上海期间,拜访了不少位海上文化人,这里仅就几位印象颇深的老先生记录如下。

从黄裳日记说起

一直以来,我有个记忆的错误,那就是将这次去上海的时间记成是1986年的5月。直到最近,友人才从黄裳先生的日记中纠正了这个错误,看来日记最能作为旁证的史料。

黄裳先生在他1987年5月22日(星期五)的日记中写道:

燕山出版社赵珩同志来访,谈移时去。赠 《燕都》 数册,颇可观。知李越缦 《旬(郇)学斋日记》 残卷一册,确为樊樊山干没不还,书于“文化大革命”中抄家重现,现存文物局,说是将影印出版云。

看来现在有必要为黄裳先生这段日记做一补注。

早就有闻黄裳先生是很难打交道的人,且心思缜密,记忆过人,却不善交流。那天去拜访他,深刻体会了这一点。我与黄裳先生素无交往,也不会向他自报家门,作为一个文化类出版社的普通编辑,能得到他拨冗接谈已经是不错了。黄裳待人比较冷淡也是出了名的,他会听你道来,但是很少表态,话也不多。

那次拜访他的主要原因是为谈梅兰芳 《舞台生活四十年》 一书的事。

此前1985年的冬天,我曾两次去北京和平门内帘子胡同梅宅拜访许姬传先生,那时梅夫人福芝芳已经过世,许老先生住在梅家的上房,因此和许姬传先生有过长谈。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许先生对梅先生早年的旧友如冯耿光 (幼伟)、李释堪 (宣倜) 和我的七伯祖 (世基) 等人的情况并不太熟悉,他和堂弟许源来到梅先生的身边较晚,大约是抗战胜利之后,因此对梅先生晚近的事倒是如数家珍。他和我谈的最多的是 《舞台生活四十年》 的一些事。据许先生说,编写 《舞台生活四十年》 的真正倡议者是上海的黄裳,正是黄裳玉成了这本书的编写。抗战胜利后梅兰芳恢复了演出,而那时黄裳已经调到 《文汇报》 当记者,他曾多次采访梅先生,过从甚密。且早在1949年,黄裳就建议梅先生写一本自传,1950年黄裳调到北京后又旧事重提,对此事十分积极。正是由于黄裳的建议,梅先生后来才在许姬传、许源来和朱家溍等人的协助下,用几年工夫断断续续口述,由这几位整理成书的。

我在黄裳先生家里问到他这件事的原委,他说确实如此,当年梅先生住在上海马思南路时就有接触。又说此事太拖拉,用了那么多年才成书,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黄裳先生从来不主动谈某一个问题,对我谈到的一些人和事,多是哼哼哈哈,几句话就应付了。后来不知何故,话题扯到了李慈铭身上,谈到他的 《越缦堂日记》,也谈到从中辑出的 《越缦堂读书记》。我对黄裳先生说,有一部李慈铭晚年的日记——《郇学斋日记》 现藏北京市文物局,我和一位同事曾标点过其中一小部分,发表在 《燕都》 杂志上。

谈到这个话题时,我发现黄裳先生的神情开始亢奋,眼前一亮,精神大振,与刚才判若两人。黄裳不但是作家、报人,也是位藏书家,除了近代史料、稿本、钞本,对一些冷僻的书更感兴趣。他说,早就听说过李慈铭的 《郇学斋日记》,但是没有见过,因此特别感兴趣,一再向我追问这部日记的来龙去脉。

我对他说,这部日记是否 《郇学斋日记》 的全部还不敢说,目前只有五卷九册,分甲乙丙丁戊集,甲乙丙丁各上下两册,戊集只有一册。日记虽然前后时间不太长,但是每天都作了些邸钞,因此显得篇幅很大。当年由樊樊山 (增祥) 借去,一直未曾归还。“文革”时抄家,在樊的后人家中抄没,现存北京市文物局资料中心。日记系钞本,似重新抄录,却略有批改。我告诉他,我和同事海波先生复印后曾标点了一些,后来发现文稿较难辨认,容易出错,因此现在想影印出版,保持原来的风格。

黄裳的记性很好,他说当年 《越缦堂日记》 印行时,蔡元培先生在“印行 《越缦堂日记》 缘起”一文中还提到了自孟学斋至郇学斋以后还有八册(实为九册) 是否即是所指?我答然也。

黄裳在日记中所说的“一册”是不对的,应该是五集九册。大约是在1988年前后,我确实主持将此书影印,线装,成一函九册,并执笔写了一篇出版说明,仅印行了500部,因为黄裳如此感兴趣,记得曾寄给他一部。

拜访施蛰存先生

我对中国现代新文学可谓完全外行,倒是在“文革”中无事可做,让先君从中华的馆藏中借回过一些郑振铎主编的 《小说月报》 翻阅,后来也零星看过些 《新文艺》 《现代》 之类的月刊,从那时起才知道了施蛰存的名字。在我的印象中,只看过他的短篇小说集 《上元灯》 和 《李师师》,后来他与外国文学发生关联的那些作品几乎一无所知。

施蛰存先生的一生基本生活在上海和抗战时期的西南,短期也在福建和香港住过,有人说,他是“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被遮蔽了的文学家”,我觉得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在早年的文学创作,主编文学刊物和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上却又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中年以后在文学教育上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1957年以后,施先生几乎淡出文坛。而晚年的施蛰存作为硕果仅存的新文學见证人和翻译家,却又得到众多的追捧。

与其说我拜访施先生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毋宁说只是想见见这位二三十年代新文学的代表人物。

我从来没有在美丽园招待所吃过早饭,都是到处寻觅上海的特色早点,因此总是起得很早。那天在外面吃过早餐也才不过八点多钟,与施先生约好的时间是九点,不得不在愚园路附近徘徊了好一阵子。

 赞  0
, , ,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27 −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