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的电影

2017年10月30日 8:45 作者:迟子建 来源:《读者》  

  母亲在那个春天血压居高不下,我怀疑是故乡的寒冷气候使然,便劝她来哈尔滨住上一段时间,换换水土,她来了。说来也怪,她到的第二天,血压就降了下来,恢复正常。我眼见着她的气色一天天好起来,指甲透出玫瑰色的光泽。她在春光中恢复了健康,心境自然好了起来。她爱打扮了,喜欢吃了,爱玩了,甚至偶尔还会哼哼歌。每天她跟我出去散步,她看每一株花的眼神都是怜惜的。按理说,哈尔滨的水质和空气都不如故乡的,可她却如获新生,看来温暖是良药哇。

  白天,我看书的时候,母亲也会看书。她从我的书架上选了一摞书,有《红楼梦》《慈禧与我》等,摆在她的床头柜上。受父亲影响,她不止一次读过《红楼梦》,熟知哪个丫鬟是哪一府的,哪个小厮的主子又是谁。大约一周后,她把《红楼梦》放回去,对我说,后两卷她看得不细。母亲说《红楼梦》好看的还是前两卷,写的都是吃呀,喝呀,玩呀,耐看。而且,宝玉和黛玉那时还天真,哥哥妹妹斗嘴怄气是讨人喜欢的。到了后来,宝玉和宝钗一结婚,小说就不好看了。母亲对高鹗的续文尤其不能容忍,说写的人不懂趣味,硬写,把人都搞得那么惨,读来冷飕飕的。她对《红楼梦》的理解令我吃惊,起码,她强调了小说趣味的重要性。

  母亲对历史的理解也是直观朴素的。那段时间,我正在看关于康有为的一些书,有天晚饭时同她聊起康有为,她说,这个人不好哇,他撺掇光绪闹变法,怎么样?变法失败了,他跑了。要不是他,光绪帝能死吗?为了证明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她拿来《慈禧与我》,说那里面有件事涉及康有为,证明了他的不仁义。母亲翻来翻去,找不见那页了,她撇下书,对我说:“不管怎么着,连累了别人的人,不是好人哪。”康有为就这样被她定了性。

  有一天黄昏,我和母亲散步时路过文化宫,看见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在上映,立刻买了两张票。我知道这部电影在柏林国际电影节上拿了奖。按照票上的时间,它应该开演五分钟了,我正为不能看到开头而懊恼呢,谁知到了小放映厅门口却吃了闭门羹。原来,这场电影只卖出这两张票,放映厅还没开呢。我找来放映员,他说坐飞机的要是只有一个乘客,飞机都得起飞,电影票呢,哪怕只卖出一张,他也会给放的。放映员打开门,为我和母亲放了“专场”电影。当银幕上出现蒙古包、羊群和纯朴的牧民时,母亲慨叹了一句:“这是真景啊。”母亲看过两部流行大片,对里面电脑制作的假景很反感,所以这真实的场景让她觉得亲切。故事很简单,一个女人征婚,要带着“无用”的丈夫嫁人。而這个丈夫之所以“废”了,是因为去打井。这背后透出的是草原缺水的严峻现实。虽然它与多年前轰动一时的《老井》有相似之处,但影片拍得朴素、自然、苍凉而又温暖,我和母亲被吸引,完整地把它看完了。出了影厅,只见大剧场刘老根大舞台的演出正在高潮,演员和观众热闹地做着互动,掌声如潮。

  我和母亲有些怅然地在夜色中归家,慨叹着好电影没人看。快到家的时候,母亲忽然叹息了一声,对我说:“我明白了,你写的那些书,就跟咱俩看的电影似的,没多少人看哪。那些花里胡哨的书,就跟那个刘老根大舞台一样,看的人多呀。”

  母亲的话,让我感动,又让我难过。我没有想到,这场两个人的电影,会给她那么大的触动。那一瞬间,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有母亲在,我生命中的电影,就永远不会是一个人的呀。

  (繁星若尘摘自《南京日报》2017年7月11日,刘程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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