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猫和老鼠

 2016/06/20 10:09  毕飞宇 《读者》  (154)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长我6岁,二姐只比我大一岁半。我们是在无休无止的吵闹和绵延不断的争斗中长大成人的。我们姐弟三个就像鼎立的三国,在交战的同时不停地结盟、宣战,宣战、结盟。真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当然了,我们的“分合”都是以小时作为时间单位的。上午我刚刚和我的二姐同仇敌忾,一起讨伐我的大姐,而午饭过后,一切都好好的,我的二姐却突然和大姐结成了统一战线,一起向她们的弟弟宣战了。

总体说来,她们联合起来对付我的时候要多一些,因为父母多少有些偏心,对我格外好一些。这个我是知道的,在事态扩大、弄到父母那里“评理”的时候,父母虽说各打五十大板,但板子里头就有了轻与重的分别。比方说,在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之后,我的母亲总要教导我的两个姐姐:“他比你们小哎,让着一点哎。”对我就不一样了,母亲说:“下次不许这样了。”口气虽然凶,但说的是“下次”,“这一次”呢,当然就算了,事情到此结束。这在我是非常合算的买卖,因为“下次”是无穷无尽的。假如我的两个姐姐联起手来和我作对,在多数情况下,她们差不多就是那个叫“汤姆”的猫,而我则是老鼠“杰瑞”。我们家几乎每天都有美国卡通《猫和老鼠》式的故事,小姐俩气势汹汹的,占尽了优势,恨不得一脚就把她们的弟弟踢到太平洋里去,然而,到后来吃尽苦头的始终是她们。

我们为什么吵呢?为什么斗呢?不为什么。倘若一定要找一个符合逻辑的理由,那只能是为吵而吵、为斗而斗。举一个例子吧,比方说,现在正在吃饭,我和我的二姐坐在一条凳子上,不声不响地扒饭,这样的饭吃起来就有点无趣,为了打破这种沉闷的局面,在二姐伸筷子去夹咸菜的时候,我会用我的筷子把她的筷子夹住,二姐不动声色,突然抽出筷子又夹我的。噼噼啪啪的战争就这样开始了。母亲突然干咳一声,一切又安静了。所争夺的咸菜到底被谁夹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母亲的那一声干咳究竟落在哪一个节拍上,这全靠你的运气,有点像击鼓传花。如果咸菜归我,即使我并不想吃,我也会像叼着了天鹅肉,嚼得吧唧吧唧的,二姐的脸上就会有一脸的失败。反过来,二姐要是赢了,她会把咸菜含在嘴里,悄无声息地望着屋梁,那是胜利的眼神,赢了的眼神,内中的自鸣得意是不必说的。

我们姐弟三个现在都已人到中年。我长年在外,节日里偶尔团聚,我们谈得最多的恰恰是少年时期的“战争往事”,谈起来就笑声不断。这一点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有一次我把话题转了,说起了姐姐们对我的好处来:我6岁的那一年得了肾炎,不能走动,每天都由我的父亲背到五六里外的彭家庄去,注射青霉素和庆大霉素。有一次是我的大姐背我去的,那时候她其实也只是一个12岁的孩子,又瘦又小。她在那个晴朗的冬日背着我,步行了10多里地。快到家的时候大姐终于支持不住了,腿一软,姐弟两个顺着大堤的陡坡一直滚到了河边。我并没有摔着,反而开心极了,大姐满头满脸都是汗,她惊慌地拉起我,第一句话就是:“不能告诉爸妈。”这件事都过去30年了,可它时不时会窜到我的脑子里来。出乎我意料的是,随着年纪的增长,我回忆起来一次就感动一次。12岁的大姐,冬天里一头的汗,惊恐的眼神——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在人到中年之后反而为这件事伤恸不已。那一回过年我说起了这件事,我并没有说完,大姐的眼眶突然红了,说:“多少年了,怎么说起这个,你怎么还记得这个呢。”大姐显然也记得的,不然她不会那样。她把话题重又拉回到吵闹的事情上去了。

这样的吵闹本身就设置了一个温暖的前提:我们能够,我们可以。我们幼小的内心世界也许就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打斗”中拓宽开来、丰富起来的。时过境迁之后,我们意外地发现,兄弟姐妹之间的许多东西也许并不能构成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反而是隐匿的,疏于表达的。然而,它却格外地切肤,有一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牵扯。美国人通过《猫和老鼠》的卡通形象向全世界的少儿表达了这样一种典范人生:打吧,吵吧,闹吧,可你们永远是兄弟,永远是姐妹——你们永远不能生活在一起,但你们谁也不能离开谁。

我的儿子最喜欢我的侄女,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几乎就是猫和老鼠,不是追逐,就是打闹。可是,他们毕竟天各一方。在他的姐姐和他说再见的时候,他漆黑的瞳孔是多么孤独,多么忧伤。我多么希望能做我儿子的好兄弟,和他争抢一块饼干、一个角落或一支蜡笔。但我的儿子显得相当勉强,因为他的爸爸后背上都起鸡皮疙瘩了,就是学不像一个孩子。

(冯 欢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写满字的空间》一书,刘程民图)

 赞  0
, ,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 44 =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