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看的忧伤

 2018/11/09 8:39  毕飞宇 《读者》  (105)    

三十九年前,也就是1970年,我可以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一个小伙伴来到河边,急匆匆地把我叫上岸来。我们长期坚守一个约定,无论是谁,只要碰到有趣的事情,都要通知彼此。我被我的小伙伴叫上来了,一问,村子里来了一个奇怪的人,是个女的,她不停地说话,却没有一个人能听懂她说的是什么。

我和我的小伙伴就开始跑,在奔跑的过程中,我们的队伍在壮大。这也是乡村最常见的景象了,孩子们就这样,一个动,个个动。等我们来到目的地,一群孩子已经拉出了一支队伍,把当事人的家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

村子里真的来了一个奇怪的人,是个女的。等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这个女人已经不说话了——她说过了,哭过了,现在已经疲惫了,她在休息。显然,她是不受欢迎的,她的屁股底下没有板凳,她只是就地坐在一个石磙子上。然而,尽管屁股底下没有板凳,我们也不敢小觑她——她雪白的衬衣,笔挺的裤缝,塑料的、半透明的凉鞋,尤其重要的是,她优雅而笔挺的坐姿——毫无疑问,她是个城里人。这个城里女人就那么坐在石磙子上,一动不动,满脸都是城里人好看的忧伤。

老实说,我不是看城里人来的,我也不是看忧伤来的,我一心想听她说话。我的小伙伴刚才气喘吁吁地告诉我,她的话“一个字”都听不懂——这怎么可能呢!

我的小伙伴的话很快就得到了证实。休息好了,这个女人跷起腿,开始说话了。她的声音并不大,但是,在寂静的乡村黄昏,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听见了她在“说”。她一个人说了很长时间,真的,我们一个字都没有听懂。那么她的“说”还有什么意义呢?她的“语言”还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

我很快就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的周围没有一个成年人,甚至连房子的主人都不在,他们家的小儿子也不在。乡下的孩子往往有一种特殊的本领,他们可以从成年人的角度去看待一些事情。我很快就知道了,人们其实在回避这个城里女人,她来到我们村绝对不是干好事来的。

她究竟是干什么来的呢?女人一直在说,说着說着,她哭了。我一直觉得,城里的女人是“不会哭”的,她们只会流泪,只会发出一些痛苦的声音。乡村女人的哭就不一样了,她们的哭有固定的节奏,有确切的旋律,边哭边说,准确地说,是“哭诉”。她们的哭有许多实际的内容,而不只是表达悲伤的情绪。正因为城里的女人“不会哭”,她们的哭往往叫人揪心。

我很难过。我注意到她试图问我们一些问题,但是,谁知道她说的是什么呢?事实上,我们也和她说话了,但是,她同样听不懂我们的语言。我们近在咫尺,其实来自不同的世界,仿佛阴阳两隔。

也许是由于绝望,这个城里女人坐在了地上,然后躺下去,在地上一心一意地哭。她彻底顾不上城里人的体面了,像一个泼妇一样在地上打滚,一边滚一边说。此时此刻,我们只知道她痛苦,却永远不知道她为什么痛苦。我至今记得那个夏日的午后,一个陌生的、城里来的女人把她所有的悲伤留在了我们村。没有人能够帮助她,没有人知道她为了什么。

这个女人后来是自己爬起来的,她掸了掸土,整理了一番头发,一个人离开了。她再也没有在我们村出现过。

后来我们知道了谜底,事情一点也不复杂,她是来寻找她的儿子的。那个我们都认识的、没有露面的小男孩,其实是她的儿子。

她儿子是被拐来的还是她和某个人私生的呢,我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消息。村子里所有人都对这个问题三缄其口。偶尔也会有人提起那个孩子的身世,但是,言说的人一定会被阻止。这阻止不是大声的呵斥,而是一种不动声色的目光,是告诫——这是乡村的又一种文化了。

好多年之后,我意外地得知,她是江南人,她来自苏州。

现在,我用一句话就可以把那件事说清楚了:三十九年前,一个苏州女人来到苏北的一个村庄寻找她丢失的儿子,没有人能听懂她在说什么,她最终消失在我故乡的夜色里。

苏州与我的苏北村庄相隔多远呢?也就是两百公里。

但是,在这“也就是”两百公里的距离之间,有一样东西,它叫长江。毛泽东有一句词,是描绘武汉长江大桥的,曰:“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毛泽东诗词一直都是这样,气度非凡。但是,诗词的气度往往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意象的开阔。毛泽东所选用的意象是什么?是长江。这是一条绵延的、深邃的江,它划分了南中国与北中国。长江同时是中国地理的分野、语言的分野和文化的分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当她的文化足够丰富的时候,这文化必然是多样的、多元的。丰富啊丰富,你是华光,也是业障。所以,在整个农业文明时期,长江不叫长江,叫天堑。天堑强调的是分,刀劈斧凿一般。它具有洪荒的、绝望的气息。

当洪荒的、绝望的阻隔之间出现了连接时,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浪漫主义诗人的豪迈。“天堑变通途”几乎就是脱口而出。这是一种令人喟叹的欣喜,它所指的不再是分,而是交流上的无限可能。

可事实上,无论是科技还是人文,就我们人类所达到的高度而言,“天堑变通途”的可能性早就存在了,我们只是习惯于蔑视交流的可能性。我们一边在建造大桥,一边在积极地划分“两个世界”或“三个世界”。两个世界,三个世界,一个优雅女士的就地打滚,一个伤心女人破碎的心。

三十九年过去了,我现在居住在南京,从我的窗户望出去,脚底下就是长江。它不是天堑了,再也不是了,它只是一条江。老实说,我是喜欢这条江的,它是我最好的风景。可是,在风景的远处,我始终能看见一个苏州女人,她在“说”,一直在“说”。

(李金锋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写满字的空间》一书,沈 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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