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的一封情书

 2018/08/19 20:24  艾略特·扎格曼 《读者》  (363)    

刚刚过去的周末,差不多是我来中国的10周年纪念日。算起来,我在北京竟已工作了整整8年。也正是在这个周末,我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不过这次的离开和此前的每一次“小别”有所不同,这一次,我并没有定好回来的时间,因为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回国休息了。

对我来说,中国是丰富多元的,或者说,她绝不仅仅只有令人感到神秘的一面。每一个我所生活过的地方都在提醒我,这个国家是美丽的;我在每一个我所认识的中国人身上,都看到了这个国家对他们的激励。所以,与其用简单的正面或负面的词语去概括,我倒是觉得用“魔力”二字更能描述当今的中国——既令人栗栗危惧又让人心驰神往。

今天,我要写一封情书,一封致中国个体精神的情书。

成 长

大约是在4年前,我的一位朋友问我是否愿意给她的一位正在经商的朋友教英语。当这位商人朋友来到我家时,我不得不承认,他的形象与我所预想的样子大相径庭。他身材略微发福,个头不高,50岁上下,皮肤黝黑,衣着普通,留着寸头。与其说是商人,倒不如说,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更像一个农民。

他的英语很糟糕,即使是一些非常简单的单词,他的发音也十分离谱。他的嗓门非常洪亮,不夸张地说,当他发音时,周围10个住户都听得到。那次课结束的时候,他说他就住在我家附近,只要我有时间,他随时都可以过来学英语。

在之后的两年里,他几乎每天都会来我家,要么是一大早,要么是大晚上。而他之所以外表像农民,也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确实就是农民。他的家乡在内蒙古的一个小村庄,他小时候家境贫寒。不过,虽然生在贫寒之家,他还是顺利考上了大学,主修甜菜种植专业。毕业后,他进了一家糖厂工作,收入虽然不算高,但也达到小康水平。但就在他35岁左右的时候,那家糖厂关张了。就像当时中国北方的许多下岗工人一样,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计一瞬间没了着落。

好在这种看不到出路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很快,他从朋友那里得到消息,他的欧洲同行们正在使用一种高质量的甜菜种子,配合上改良后的种植技术,甜菜的产量将得到显著提高。

于是他下定决心,将自己微薄的积蓄拿出来,购买了一批新种子。他本希望把这些甜菜种子卖给糖厂,但大部分糖厂让他吃了闭门羹。好在他懂农民。他决定把这些种子直接卖给农民,然后再教授他们新的种植技术。

渐渐地,他的努力为他打出了声名,而糖厂老板也开始对这个当年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推销农”投来更多关注。后来的事情就简单了,随着他年复一年兢兢业业的努力,他的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他自己自然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他后来告诉我,他第一次来找我补习英语那天,是他第一次和别人说英语。不过,虽然口语糟糕,他的英文阅读能力却令我啧啧称奇。我后来发现,这个神奇的现象背后的原因,是他一直在反复阅读一本有关甜菜种植方法的大部头英文著作。那本书学术性很强,为了能读懂,他几乎把书的每一页都做了笔记,整本书几乎都被他翻烂了。

我教了他两年英语,这两年间,他从一句英文都说不顺的“学渣”,慢慢进化成了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学霸,而且你要知道,他学英语的时候已经50岁了。学成之后,他开始满世界旅行,不过他也没忘了我,还会经常来找我聊天。尽管他的音量跟刚开始学英语的时候相比已经低沉了不少,但距离“悄声细语”4个字还差得很远。

不过我并不在意,他已经成为我很好的朋友。我还给他起了个绰号——考虑到他主营的业务、我们之间20多岁的年龄差距,以及他的富翁身份,我直接称他为“Sugar Daddy(糖爸爸)”。

我讲这个故事,主要是想告诉大家,我在中国期间所见到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常态是:他们有着充足的动力去提高自身,他们渴望成长并且愿意学习。一个35岁的失业工人竟能白手起家,二次創业?一个年近半百的人竟会下定决心,学习英语?他只是去做了,所以他成功了。

在中国的这几年,我所遇到的最重要的人所教会我的是:好奇心、逻辑思维、终极目标感,所有这些都要比自尊和骄傲更重要。

目 标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我自然也和美国大多数人一样,从小到大一直都接受本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我们被告知,我国的政体卓尔不群,因为我们的国家赋予我们以自由。

这句话听起来确实没什么错,但我所理解的自由却并非这个意思。自由绝不仅仅是某个政府或是某部法律所赋予人民的权利。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北京的8年时间里,每一个步行回家的夜晚都不会让我感到恐惧,我也不会去担忧自己可能会遭遇什么不测,但我在纽约和芝加哥的朋友就没有这种感觉了。而在我看来,让所有人都远离这种恐惧也应该是“自由”二字的应有之义。

说到自由,我不得不提一下中美两国在这方面的区别。

在美国,自由的内涵和外延相对恒定。在一个可见的未来,你大抵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中国就不一样了,在这里,自由的概念更加“波动”,如果你想要自由,你就必须要学会如何去找到它。这么说可能有些抽象,不妨用一句中国人都很熟悉的话来讲——“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觉得用这8个字来形容中国的自由,实在是再贴切不过了。

这类故事有很多,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我的中文老师给我讲的那个。他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他说他十几岁的时候特别喜欢听国外的摇滚乐。不过他听的光盘和磁带与我听过的不同,他听的是打口碟和打口磁带。

不只是我的中文老师,在我的朋友圈中还有不少人听过打口碟。而且神奇的是,虽然那个时代距离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我还是能从这些年近不惑的中年人身上清楚地认出,谁听过“打口音乐”。而且我发现这些人几乎都有一个关键特征:精神独立。

这种精神上的独立是从他们在各自职业的打拼中看出来的,他们中有的是艺术家,有的是媒体人,当然也有老师、学者和工程师……有一位浙江的企业家就正在用这种独立精神来打造他的企业,他说他的目标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他所在的城市,继而改变中国、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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