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症病房里的圣诞节

2015年05月02日 17:53 作者:蔡崇达 来源:《读者》  

  在白色的床单上,在白色的窗帘边,在白色的屋顶下,他们的名字都不重要,他们统一的身份是,病人。在这里,人与人的关系也被重组了,患同一种疾病的人,会被安排在邻近位置,经过几天的相处,他们成了最熟悉的人。

  十六岁时,我因父亲的疾病来到这里。

  一开始我选择和一些病人交朋友。家属们一般忧心忡忡,病人们为了表现出果敢,却意外地阳光。每个病人都像个小太阳,当然,代价是燃烧自己本就不多的生命力。

  我特别喜欢隔壁病房的漳州阿伯,他有着黝黑的皮肤、精瘦的身条儿,常会以开玩笑的方式回顾往事。

  一碗米饭吃不完,他会笑着说:“当年我去相亲,一口气吃下四碗米饭,把丈母娘吓坏了,但她因此放心把女儿嫁给我。”

  他还“调戏”护士,某个护士稍微打扮了一下,他会坏笑着说:“晚上我们去约会?”

  父亲很妒忌我总找那阿伯,他也振作起来想和我开玩笑,甚至开始主动向我爆料,他谈过的恋爱、做过的糗事。但我还是隔三岔五地往隔壁跑。

  父亲放弃了竞争,却死活不肯和阿伯讲一句话。

  每天傍晚我都要到二楼的食堂去买吃的。一天,我照例打包了三份粥、一份肉、一份菜,然后照例想了想,又给漳州阿伯带了份红烧肉——医生不让他吃,他的亲人不给他买,他一直叫我偷偷买给他。

  从电梯出来要先经过他住的病房,再到父亲的病房。

  我走过去看到他的病床空空的,想了想,可能他们全家去加餐了。到了父亲的桌子前,摆开了菜,和父母一起吃。我漫不经心地问:“漳州阿伯好像不在,他们可能去加餐了,有什么好庆祝的?”

  “他走了。”母亲淡淡地说,眼睛没有看我。

  我一声不吭地吃完饭,一个人爬到医院的楼顶去看落日。在上面,我发誓,再不和这重症病房里的任何病人交朋友了。

  打扫卫生的王阿姨成了最受欢迎的人。说起来她并不是多么好的人,喜欢贪小便宜,如果你没有给她点好处,她就边收拾边骂骂咧咧,有时候干脆假装忘记打扫。

  其实她人缘好的根本原因在于,重症病房里可以交往的对象太少。只有她,似乎是和疾病最不相干的人,不用在她面前掩饰悲伤或者承受她的突然离去。

  我努力挖掘她身上让人开心的地方,比如,她会提供楼层间的八卦:二楼妇产科,生出了一对连体婴,父母着急坏了,哭得像泪人,医生们还在开会研究怎么剖离。

  一连几天,整个楼层的病人都在讨论孩子们未来的生活。

  就像一出跌宕起伏的连续剧,谜底一个个揭开:

  早上阿姨来,宣布了性别,是两个男婴。众人一片唏嘘:“多可惜啊,本来生了双胞胎男孩儿,该多高兴啊。”

  下午阿姨来,宣布医生打算用锯子锯开,正在讨论方案。众人一片哗然,整个晚上研究如何锯,并运用自己经历的几次手术的经验,交流操作的可行性。

  隔天所有人盼着阿姨来,她终于又发布消息了:“可惜心脏连在一块儿。”

  众人开始纠结了。

  她还是日复一日地直播。直到一个星期后,不管别人怎么追问,她都不说了。

  每个人都明白了,是大家共同熟悉而亲近的朋友带走了这两个小孩。那个朋友的名字谁也不想提,因为谁都可能随时被带走。

  我可以从护士长和新来的那个医生的眼神里感觉到,他们之间正在发生什么。

  护士长以前肯定是个甜美的女孩,瓜子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不过从我认识她时,她就总是一副冷若冰霜的样子,说话一直在一个声调上。

  楼层最中间是护士站,类似酒吧柜台的样子,半人高的桌子,有限度地隔开了病房和护士。紧挨着的房间,我们称之为贵宾室。贵宾室的门一直是关着的,只有那些医生才能进进出出。

  但每个家属早晚都要进到里面去,那意味着,你家里的病人要直面生死,要动手术了。

  程序一般是这样的:前一天晚上护士长会笑着拿张通知单给你,然后说,晚上医生们想邀请你去一下办公室,记得带上觉得必要的人。晚上八点开始,护士长挨个儿去敲门,把一队队家属分别带往贵宾室。

  对于护士长和年轻医生的恋爱,重症病房里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护士长情绪稍微一波动,就意味着打针的时候更疼了,或者办杂事时会不耐烦。

  于我来说,更是个令人紧张的事情,因为那年轻医生恰恰是心血管科的,将来手术的某个环节上他有可能掌管着父亲的生死。

  于是,他们两个的感情成了整层楼最重要的事件,大家会私底下交流对他们恋爱进程的观察,探讨如何推波助澜:甲负责打探护士长需要什么,乙建议医生买什么;谁听到护士长不开心,都要负责让她开口说出原因,然后集体研究解决办法。

  这样的日子过得战战兢兢,却也非常热闹。慢慢地,我发觉医生开给父亲的刺激性药物越来越少,然后要求我们每天陪着父亲做复健。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进贵宾室的日子近了。

  那个晚上,护士长来叫我和母亲了。从护士站的柜台进去,总算打开了那扇贵宾室的门。几张大大的办公桌,配着靠背椅,唯一的亮点是一张软软的沙发。沙发是用来给家属坐的,让他们感到安全和放松。

  主治医师已经坐在沙发的另一端,看我们来了,满脸堆笑地起身迎接。其他医生各自散坐在周围,那个恋爱中的年轻医生也在——他果然参与了父亲的手术。

  主治医师讲了一堆术语,母亲和我一个都听不懂。

  “医生,您能否告诉我,手术成功率有多少?”母亲直接打断他问。

  “百分之六十。我和你们解释一下可能出现的风险,病人的手术,是把一个心脏拿出来,先用心脏起搏器维持,如果中间血压过低了,就可能不治;然后要切开瓣膜,换上人工的瓣膜,如果这中间有小气泡跑进去了,那也可能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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