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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杂志2012年第4期—没有人能还她一个美好的童年了

木木 — Mon, 06 Feb 2012 05:31:54 +0000

　　　　　　　　　　　　　　　　　　　作者:陈倩儿
　　从来没有人告诉10岁的龙张欢，童年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活法。

　　她是湘西凤凰县乡村里的一个小姑娘。自6岁半上小学一年级起，她开始背着8个月大的亲弟弟去学校。如今，亲弟弟长大了，她又接着抱起了两岁的小表弟。

　　这样的童年在当地人看来再正常不过。然而近日，她生活的瞬间经过支教志愿者用相机定格，并上传网络后，一下子击中了无数网友的心。

　　照片中，扎着马尾辫的龙张欢坐在乡村小学的课堂里，怀里紧紧搂着睡得正香的小弟弟，她自己似乎也在犯困，几乎合上了双眼，顾不上课桌上摊开的课本。

　　感动、心酸、揪心，一下子成了网友们评论的关键词。或许是想了解详情的人太多，这所乡村小学疲于招架，竟然开通了官方微博。由此，一个常常听闻却无从走近的群体的生活，得以呈现在我们眼前。

　　在龙张欢的家里，孩子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大人。两位老人的四个子女，统统和伴侣一起离开老家，或是打工，或是参军。眼下的屋檐下，只剩下8个孩子与两个老人。

　　患病的爷爷站立不稳，奶奶又起早摸黑地忙着农活。在缺乏成人庇护的世界里，8个孩子只能互相扶持，互相拉扯。

　　他们不知道在千里之外的城市里，与自己同龄的孩子们怎样度过童年——反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早已跳过童年，被不可回避的外力拉扯着，早早地走进了成人的世界。

　　他们最小的才两岁，最大的12岁。能自个儿走路的，每天负责砍柴、割猪菜。家里的饭菜，12岁的大姐姐独力承担。山上的泉水，则一个搀扶着一个去接取，洗干净的衣服，又分担着一人一点儿地背回家。

　　在人生最美好的阶段，他们本应躲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撒娇玩闹，任性淘气，又或不顾一切地发一场脾气。这一切，普通孩子最自然的生活，却是留守孩子们不敢企及的奢望。

　　自从父母离婚后，龙张欢已经3年没有见过妈妈了。今年5月，她的爸爸在离家3年后曾短暂返乡，随即又匆匆上路，奔赴杭州打工。

　　我们无法责怪父母狠心，有意遗弃孩子。在贫穷的湘西苗寨，城市无疑是一块巨大的吸铁石，招引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背井离乡。这些热火朝天的城市急需打工者的一双手，却并无弱小的孩子们的容身之处。于是，打工者的身后留下了一个，两个，无数个龙张欢。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字，仅在2009年度，就有2.3亿中国人从农村涌进城市，而被他们留在身后的孩子，大约有2000万。这一群孩子被迫适应没有父母在旁的日子，甚至，替代了父母在家庭里的角色。

　　在3年前志愿者所拍摄的照片里，7岁的龙张欢正走在上学的路上。她用两根纤细的手臂托着背上1岁多的弟弟，一双小手为了使上劲，狠狠地拽着身上的衣服。尽管从家里到学校只有几步路，但汗水已经湿透了她额前的留海。走到校门口，龙张欢不得不卸下弟弟，靠在墙上歇一歇。

　　在龙张欢就读的小学里，这样的生活一点儿也不特殊，带着弟弟妹妹去学校的大有人在。同学们常常抱着孩子听课，背着孩子玩耍，下课了，还自觉地手把手教孩子学写字。

　　他们还是一群小学生，却又俨然成了一群小爸爸、小妈妈。在他们的世界里，各种任务、责任与压力像噩梦一般无休止地纠缠着他们，夺走了童年最珍贵的礼物——玩耍与欢笑。

　　这样的成长过程，必定带着外人不可理解的痛苦。曾在苗寨的乡村小学任教7年的吴建辉至今记得，一天课间，龙张欢看着一些同学在快乐地跳绳、踢毽子，突然把手中的弟弟放在地上，冲向了操场。不料，弟弟嚎啕大哭，内疚的龙张欢马上又折了回来，抱起弟弟后，自己也忍不住大声哭了出来。

　　在外人看来勤劳、懂事的龙张欢大概也说不清楚，自己的内心其实有着怎样复杂的情绪。一旁的老师甚至担忧，这一个小女孩的内心是否太缺乏亲情与温暖，她长大以后会否因此变得叛逆，或者孤僻，而那看似缥缈又不可回避的城乡差距，又将在这一个孩子的身心烙上怎样的印记。

　　这种种的疑问还无法在当下获得完满的答案，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人能还龙张欢一个美好的童年了。
　　　　　　　　　　　　　　　　　　(疏桐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10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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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杂志2012年第4期—一个关于房子的梦想

木木 — Mon, 06 Feb 2012 05:23:43 +0000

　　　　　　　　　　　　　　　　　　　作者:赵涵漠
　　大魏和闻秀的梦想，与数以亿计当代中国人的梦想一样。

　　为了这个梦想，这对在武汉打工的夫妇每天清晨5点钟就要起床工作。他们带着两个孩子挤住在一间仅8平方米、照不进阳光的小屋里。事实上，除了孩子们的作文里，这个家庭很少会在生活中提到“梦想”二字。但这个抽象的词，其实就在很近很近的地方——从他们现在租住的陋室到达那里，不过37.8公里。在那里，他们刚买下一套房子。可这套房子并不在拥有千万人口的武汉市，而是在毗邻的鄂州。

　　2011年9月16日，大魏和闻秀在工作时间抽出空，去为他们的新家办理贷款。远处，一辆巨大的水泥槽罐车正在快速驶近。“砰！”闻秀从摩托车上飞了出去，左太阳穴撞向地面。她没能给大魏留下一句遗言，仅仅十几分钟后，就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家庭的梦想，碎在了路上。

　　一个小心翼翼的梦想

　　36岁的闻秀死了，把42岁的大魏留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在亲戚们看来原本“长得挺帅”的男人，像是突然间衰老了。如今，身高1.8米的大魏背有些驼，走起路来很慢，脸上常常带着种饮酒后的酡红色。没有人照顾他的饮食起居，他连续几天穿着皱巴巴的深蓝色西装和条纹衬衫，肩头积了层白花花的头屑。

　　早在1997年，也就是大魏和邻村姑娘闻秀结婚的第二年，他们就放弃了湖南临湘老家4亩多的稻田，来到武汉。经亲戚介绍，两人在一所大学里找到了工作，大魏成了学校一栋教学楼的夜班值班员，闻秀则是清洁工。

　　他们现在的“家”，也安在这栋5层教学楼里。

　　那其实根本算不上是一个家，只是藏在值班室里屋的一间配电房。这个8平方米的小空间，每月需交100多元的租金，没有厕所和厨房。这对夫妇和他们15岁的女儿已经在这里生活了整整8年。在他们搬到小屋一年后，儿子也降生了。

　　已经斑驳褪色的高低床占掉了小屋的很大一部分，大魏和闻秀睡在下铺，儿子和一只奶油色的毛绒玩具熊睡在上铺。今年，女儿考上了一所寄宿高中，周末回来的时候，还得在地上支起“临时铺”。

　　当然，他们还有些必要的家电——一台只能收看湖北经视频道的电视机、一个只放了碗剩米饭的冰箱，以及一台从离校毕业生那儿买回来的二手电脑。

　　经过学校的允许后，大魏在一楼的楼梯角搭建了一个小厨房。那里只有1.5米高，只要有人走近，门口就会飞起成百只嗡嗡叫的蚊子。厨房太矮了，大魏进不去，身高1.56米的闻秀，也只能在里面弓着腰用电磁炉炒菜。

　　每个月，两人各自有900元的工资。他们给7岁的儿子每天订了一瓶牛奶，但为了省钱，两人很少买肉。

　　在周围的同事看来，他们把辛苦赚来的每一元钱都攒着，活得不易。一开始，这个城市中最不起眼的小家庭也没有打算告诉别人，他们究竟为什么情愿过着如此窘迫的生活。很长时间后，这对夫妇守护着的那个小心翼翼的梦想才为人所知。

　　总得有个家

　　2008年的夏天，一个穿着黑西装的年轻人在街边拦住了这对夫妇。他热情地递过一张传单：“看看吧，特别好的房子！”

　　年轻人向大魏和闻秀描述了一个美妙的图景：一片以白色建筑为主体的现代化小区，煤气、水表、电表、网线样样俱全，更何况， 2011年这里就要通地铁啦！

　　可是，吸引夫妻俩的并不是这些，而是那低廉的价格。每平方米的单价只有1600多元，这意味着，只需要几万元的首付，他们就能买到一套属于自己的大房子。更何况，15岁的女儿从小在武汉长大，如果在这里买房，女儿就能够获得一个户口，顺理成章地在湖北参加高考。

　　他们选择了一套110平方米的3居室，总价18万元左右，需要他们交4万元的首付。这几乎是他们的所有积蓄。

　　如今，当女儿被问起新房怎么样的时候，这个长头发的女孩儿只是垂下了头，用很小的声音回答：“还好吧。”

　　对于那套新房来说，这或许是个十分恰当的评价。那里距离他们工作的大学路程是37.8公里，尽管房子建好不足3年，但白色的墙壁已经布满黄色的水渍。除了一些小灌木和草坪，这里再也没什么绿化了，一些房门外用蓝色的粉笔简单地写上了“已售”。大魏的新家是毛坯房，从窗户望出去，就是那条尘土飞扬的马路。

　　一个从河南来武汉打工的出租车司机看了看这里，吃惊极了，“谁会住在这种鬼地方！”可对于大魏来说，“就是觉得便宜，没管什么好不好看的。”

　　房子搞好了就都好了

　　2011年9月16日这天，闻秀4点钟就起床了，比往常更早些。几个小时后，她打扫干净了整座教学楼，这期间还为家人准备好了面条和酸豆角。

　　16日上午，闻秀将银行卡、收入证明和户籍证明都放进包。“我今天要去办贷款。”她兴冲冲地告诉前来接班的张师傅，同时也告诉他，3楼教室还有几个空饮料瓶，她来不及捡回来，“张师傅你帮忙捡一下哦。”

　　自打他们买了房子以来，攒钱就更成了生活里最重要的事。而卖回收的饮料瓶和报纸，可以让这个家庭每月额外获得五六十元。

　　大魏和闻秀必须小心地计算每一笔开销。办完了贷款，他们就将背上每月600多元的“债”。“那时想着，能节省就节省点儿吧。”大魏说。

　　他默默地低下头。这个中年男人原本以为，只要再熬几年，生活就会变得容易起来。但是，19岁就嫁过来的妻子，最终没有住进他们在城市里真正的家，就离开人世了。

　　闻秀去世后，年迈的父母从湖南赶到武汉。满脸皱纹的老人走进那个透不进阳光的小屋，那里就是女儿常年生活的地方。

　　老母亲颤颤巍巍地用手把房门关上，然后，抓着女儿的衣服扑在床上哭了起来。可她连大声地哭也不敢，“这是学校，怕吵到学生上课。”

　　从生日到祭日

　　想要在这座巨大的城市里还原大魏和闻秀的生活印迹，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就在车祸的第二天，大魏的侄子翻开一份当地报纸，发现上面至少有3条类似的新闻，内容都是在某地一辆过路的大车撞死了人。“外人谁会关心这个？”他叹口气说。

　　在大魏和闻秀已经生活了8年的教学楼里，几个正准备去上自习的学生停下脚步说，倒是曾经看到过教学楼里有一个爱笑的小男孩儿，但对那对中年夫妇却没什么印象，“几乎没注意过这样一家人。”而一位同事也发现，自己并不怎么熟悉这个家庭。“不太爱和人交际”，这几乎是他唯一能说出的大魏一家的特点了。

　　他们就生活在那里，但仿佛又并不真的在那里。

　　9月10日，农历八月十三，那天是妻子的生日，他们破天荒地逛了逛商场。“我想给她买份礼物。”大魏望着前方，说话速度很慢，脸上没有太多表情，仿佛在讲别人的故事。

　　但是，项链太贵了，他们最后在一个卖玉坠的柜台前停了下来。闻秀挑中了自己的礼物，一块椭圆形的玉坠，挂在黑绳上，背面写着“平安”二字。这份生日礼物花了100多元。“她很喜欢，一直戴着。”这个男人低声说。

　　大魏坐在小凳子上回忆着闻秀生前的故事，脸上几乎没有什么表情。儿子跑过来：“爸爸，你怎么了？”他抓住大魏的手调皮地问。

　　这个中年男人突然别过脸去，两颊的肌肉一条条绷紧，似乎是紧紧地咬住牙齿。几秒钟后，他用两根手指使劲地按了按自己的眼角——没有用，眼泪还是流出来了。
　　　　　　　　　　　　　　　　　　(香茶新味摘自《37°女人》2012年第1期)

《读者》杂志2012年第4期—“急生活”丢了生活

木木 — Mon, 06 Feb 2012 05:14:46 +0000

　　　　　　　　　　　　　　　　　　　作者:杨霄霄
　　出门打车一直催，“师傅，快点快点！”自己开车各种抢，不是急转就是猛踩；听养生节目说秋季应大补，于是大鱼大肉紧招呼，没过几天口干舌燥嗓子疼，顿顿素食忙去火；手里工作一大堆，夜夜加班盼旅游，好不容易约上好友下江南，却依然早起晚归，走马观花游景点。觉得可笑吗？可惜这不是段子，这竟是都市人真实的生活。

　　旅行之于很多人，可能就是在所有人都去过的地方，留下“到此一游”的照片，与休闲无关，与情感无关。

　　在这座忙忙碌碌的城市里，满眼都是急切奔波的人群。急切，有时出于生活所迫，有时则出于“生活所迫”留下的后遗症。就像是闯着红灯过马路的行人，起初，也许是因为赶时间上班，但后来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而急了，再后来，“等待”之于都市人，既像是被高高挂起的奢侈品，又像是被众人嘲弄的话柄。

　　小兰无疑是这“急生活”中的一员。她长得温文尔雅，却有着与外表极不匹配的“车技”。无论是上班、下班，亦或周末去郊游，她总是习惯性超过每一辆出现在眼前的车。每一个小兰身边的朋友都说，她不只车开得快，走得也快，不管是工作，还是逛街，追上她，总是一件让众人“望尘莫及”的事　情。

　　有一次闺蜜聚会，朋友选在东直门一家生意红火的烤鱼餐厅，需要排队等号。小兰一看这阵势便立刻要求换地方，弄得一干好友甚是无奈。“其实我也不饿，大家到得都很早，估计等个十来分钟就进去了。可我就是受不了等，心里燥得慌！”小兰就是这样，任何静下来的时间都像是一种浪费。

　　她去超市总有“列单子”的习惯，永远都是一样一样拿好单子上的东西，然后立刻交钱走人。如果你见过超市中的小兰，你定会由衷地感慨，那绝不是生活闲暇中的一次采购，而是争分夺秒般的战斗。“不好意思，麻烦过一下。不好意思，麻烦让一下……”这是小兰在超市中说得最多的两句话，每拿完一样所需品，她便大踏步地走向下一个目标，路过的货架她一定不会停留。

　　十一假期，小兰总算有时间约上三五好友出行。她早早在网上订好机票和住宿，并详尽地规划着每一天的行程，密密麻麻的“旅行规划”就像是一份商业合同，精致、严谨。休假当晚出发，上班前夜回京，生怕7天的假期糟蹋了分分秒秒。

　　“在丽江，我只安排了两天，要去大研、束河两个古城还有玉龙雪山、黑龙潭公园。”小兰预计每半天就要走完一个景点，可是在古城游览的那天，一行人发现了一个“清单”上没有记载的景点，木府。虽然府内景色宜人，但由于没有安排过多的时间，大家也只能走马观花地看了几眼，便匆匆离去。小兰说：“其实后来想想，雪山真没什么好看的，还不如把木府转完。不过去一趟丽江，总要去一下雪山……”

　　这七天，小兰每天都是早出晚归，去了很多地方，照了很多照片，不敢驻足片刻。旅行之于很多人，可能就是在所有人都去过的地方，留下“到此一游”的照片，与休闲无关，与情感无关。上帝用七天造人，人类用七天把自己“整死”。

　　他们都乐于 “网购”，因为没时间逛街；他们都乐于吃快餐，因为连等厨子炒个菜的时间他们都没有。

　　当阳光、草坪离都市人越来越远，当过劳死、抑郁症逐渐笼罩职场，你是否开始反思这生命中不能承受之“急”呢？眼睛死称之为“盲”，心死称之为“忙”。约翰·列侬曾说：“当我们正在为生活疲于奔命的时候，生活已经离我们而去。”

　　十一假期，小惠带父母到海南度假。她找了一家高端度假村，有独特的花园设计，宁静的私人海域。一家人在这里，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出去散散步、赏赏花、晒晒太阳、吹吹风。小惠在微博上说：“我们终日忙忙碌碌，用尽自以为最大的努力，却换来父母的衰老，年华的老去，情感的缺失。我们何不慢下来，找回路上的风景？”

　　小惠在一家银行工作，三年来每天兢兢业业，经常加班到深夜。这三年，她一直努力地工作，得来了经济上的回报，却发现失去了很多金钱所买不回的东西。“我是国安的铁杆，但现在都快忘了工体长什么样了。”小惠曾是工体的常客，当时还建了个QQ群便于大家联系，“有一次我加班，看群里异常热闹，才知道是国安这赛季最后一个主场，大家都去了，赛后有个答谢活动，球迷都很感动，回到家还是不能抑制内心的激动，纷纷在群里发言。”小惠沉默了一会儿，说：“我都忘了，这是最后一个主场。”

　　在海边的日子，小惠看了几本喜欢的小说。在海边的躺椅上，晒着暖暖的太阳，“有时晒着晒着就睡着了，醒了再接着看，这种感觉，很久没有过了。”小惠说自从上班以来，自己就把所有精力都花在工作上了，恐怕没有做好什么事，恐怕忘记哪个领导的吩咐。不是急着上班，就是急着工作，好像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

　　由于身边的同事都同样忙碌，小惠一直没觉得这样的状态有什么不好，他们都乐于“网购”，因为没时间逛街；他们都乐于吃快餐，因为连等厨子炒个菜的时间他们都没有。“我妈动不动就说，你都27了，也没个男朋友。可我哪有时间认识同事以外的人？”小惠其实在家人的安排下相过几次亲，她觉得“速食时代”相亲没什么不好，只是短短一顿饭，怎能许下终身？

　　不久前，小慧的妈妈生了一场重病，整个人憔悴了许多。在病床前照看的日子，妈妈总是说：“你跟我说说话，咱俩很久没好好聊聊了。”小惠张口，却只能聊聊单位的事，同事的事。“突然发现，我的生活根本没有生活，我试图找到一些有趣的话题哄她开心，但是没有。”

　　很多事儿都像是京城高峰期的二环路，你急也是堵，不急也是堵。

　　在海南的日子，小惠一家享受着生活原有的快乐。小惠说：“我看杂志上都提倡‘慢生活’，这是一种美好的状态。”“慢生活家”卡尔·霍诺曾指出，“慢生活”不是磨蹭，更不是懒惰，而是让速度的指标“撤退”，让生活变得细致。这是相对于当前社会匆匆忙忙的快节奏生活而言的另一种生活方式，这里的“慢”是一种意境，一种回归自然、轻松和谐的意境。“慢生活”不等于消极生活。调查显示，90%的中国大城市白领因忙碌而处于亚健康状态。慢下来，生活才会更健康，也更有意义。所谓“欲速则不达”说的大概也就是这么个理儿，很多事儿都像是京城高峰期的二环路，你急也是堵，不急也是堵。何不慢下来，听听音乐，听听广播，享受都市生活中难得的闲暇？

　　曾经看过一个段子，说有一天早上，妈妈送孩子上学，孩子把一杯牛奶洒到了身上。上学、上班的时间都到了，要是换做哪个妈妈恐怕都要发脾气教训孩子了。可是这位妈妈却没说什么，折身带孩子回家，给孩子请假，给自己请假。她说：“那天天气不错，只当是上天给我的一个假期，平时忙，也不常带孩子玩。”于是她带孩子去了湖边，顺便带了两本书，看书哂太阳，高高兴兴放松了一天。

　　羡慕这位妈妈的洒脱吗？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把段子过成生活。
　　　　　　　　　　　　　　　　　　(琴棋摘自《竞报》2011年12月1日)

《读者》杂志2012年第4期—有些话为什么不能对别人说

木木 — Mon, 06 Feb 2012 05:05:56 +0000

　　　　　　　　　　　　　　　　　　　作者:陈远宁
　　“马甲强迫症”让我无依无靠

　　人物：马甲帝

　　很多人无法理解我的网络生活。我拥有很多马甲，每件马甲都是一层外衣，层层叠叠的外衣织成一个厚实的茧，我躲在其中，狭小，拥挤，但是安全。

　　与班上同学聊QQ，我时刻警惕，告诫自己要维持平日里树立的淑女形象。在同学眼中，我是老师的得力助手，永远微笑的班干部，矜持有礼的女生。可是维持这个表象很累，因为每次谈到感兴趣的话题我都想使劲儿显摆肚子里的那点儿墨水，和志同道合的人畅所欲言是多么过瘾的一件事，可是在现实中我很少那么做。

　　一直以来，父母都不希望我过多地表现自己，他们希望我内敛一些，成为“知书达理、温婉可人的大家闺秀”。在他们眼中，要是你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就要跟“扯”、“疯”沾上边。显然，父母理想中的女儿并不是真实的我，我是一个乐观开朗率性直言的女孩子，我不想放弃自我去做另外一个人。家长却总是说：“现在你什么也不懂，等你长大就知道感激我们了。”在屡次表达自己的强烈不满并毫无例外地被无视之后，我学乖了。其实另一部分原因是我觉得父母毕竟养育了我这么多年，这个完美女儿梦他们做了太久，我真的不忍心把他们叫醒。

　　那么，只要在熟悉的人面前装出一副父母所期待的样子，不就可以了吗？也就是说，使用真实姓名的时候保持谨慎，凡事三思而后行，话出口前反复检查，确定符合父母、老师要求的“标准”再说，事实证明，如果谨言慎行，做到这些其实不难。

　　在披小号马甲的世界里我就如鱼得水了。网络是我最好的保护伞。使用不同的ID、不同的语言风格、不同的习惯表情，我就不必担心被人认出来。跟驴友侃世界风景名胜，跟闲散人士聊明星八卦，转眼又痛骂哈日哈韩脑残萝莉，吐槽小心眼同学的卑鄙行径……小号使我逃离那些熟悉我假象的人，还可以跟不同爱好的人讨论各种话题。即使前一秒钟还在口沫横飞地痛骂某人，换上一个马甲就发表完全相反的观点，这样也根本不会有人看出来。

　　这让我激动不已，心潮澎湃。只有这样我才能感受到真正的自由。这才是一个真实的我，一个活生生的、实实在在的当代中学生。

　　然而，这种做法也有不可忽视的麻烦。比如我现在像是得了“马甲强迫症”，现实生活中没有诸多马甲的庇护，我感到无依无靠，仿佛失去了坚固的保护膜。这种情绪无处抒发，于是又新建一个小号，抱怨“马甲强迫症”的各种悲摧。

　　我喜欢的只是他们的作品

　　人物：林锋

　　许多人听说我既爱韩寒又粉郭敬明，马上对我投来异样的目光。有些人从此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我的一切，有些人干脆直接把我划入问题少年行列，还有些人忧心忡忡地问我：“你不会辍学吧？年纪轻轻的，千万别走上歧途啊！”“你还是个学生，不应该追求名牌，攀比炫富更不能做了。”“你怎么这么非主流啊？”……

　　但事实上，我不过是喜欢他们的作品罢了。韩寒的文章简洁精辟，妙语连珠。郭敬明好像仍处在忧伤而漫长的青春期，他总是能把青春的明媚和忧伤表现得淋漓尽致。年少成名，必然使他们受到许多人的误解。只是我没想到，我的母亲也因此误解了我。

　　初二时，由于新增了物理科目，我学习时明显感到吃力，本来就擅长文科的我此时显得更没有优势。第一次考试成绩公布，我的分数并不理想。我以为父母应该理解我，给我充分的时间并且帮助我调整好状态。但是成绩公布那天，妈妈从进门开始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开骂，指责我在阅读上花过多的时间，并且控诉偶像对我的不良影响。骂着骂着她冲进我的房间歇斯底里地撕扯柜子里的藏书，那全是韩寒、郭敬明的小说或杂志。

　　我感到十分失落，但妈妈根本不给我解释的机会，仿佛我不彻底遗忘掉偶像就要跟我决裂似的。我怎么可能忘呢？他们曾无数次在我悲伤绝望的时刻把我从悬崖边拽回来，简直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现在我过得很不开心，自责、懊恼和内疚整天纠缠着我。如今我已很少公开表达对韩寒、郭敬明的喜爱，生怕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朋友和我玩都要偷偷摸摸

　　人物：徐衍

　　摇滚怎么了，为什么人们有那么多的偏见？我不喜欢那些极端商业化的口水歌，不值得用心聆听，摇滚则昭示着一种力量与激情，一种不拘世俗的洒脱。

　　许多人觉得我堕落，只因为我说自己喜欢摇滚。说到这种音乐，人们立即就会想到演唱会上手舞足蹈的听众和同样癫狂的乐手。但那只是摇滚宣泄内心世界的一种方式。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恰恰是摇滚的优点。

　　我有个很铁的哥们儿，他的父母听说我喜欢摇滚，立即禁止他和我交往，说“近墨者黑”，生怕他和我在一起会沾染不良嗜好，进而堕落。虽然我确定哥们儿不会这么偏激地看我，但是每次他和我在一起都要偷偷摸摸的，对父母撒谎说是跟别人出去玩。看到他这样夹在朋友跟爸妈之间左右为难，我总是懊恼不已。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说出来呢？埋在心底不是很好吗？现在却要面对别人的轻视和朋友的小心翼翼。

　　摇滚是我抒发内心情感的独特方式，沉浸在摇滚乐中我可以全身心地放松，这简直是别样的日记，然而这种表达方式却不能毫无压力地向外人说。只是期待着有一天，当我真心地说出喜欢摇滚，没有人再投来异样的眼光。
　　　　　　　　　　　　　　　　　　(恬淡人生摘自《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13日)

《读者》杂志2012年第4期—年终奖那点事儿

木木 — Sun, 05 Feb 2012 05:40:48 +0000

　　　　　　　　　　　　　　　　　　　作者:任蕙兰
　　年终奖既是职场的规定动作，又带有“潜规则”色彩，总是岁末年初的例行口水。人们对社会财富分配的一种普遍情绪。

　　　　高年终奖挑动神经

　　年关逼近，一条“一汽大众发放相当于27个月工资的年终奖”的传闻让人们无法淡定。

　　“没有传得那么夸张，但确实比往年多。”小李告诉新民周刊，他是一汽大众生产流水线的操作工，已经工作了10年，每个月基本工资2000多元，另有各种津贴和奖金。他今年拿到了4万多元年终奖，折算下来相当于20个月的基本工资。

　　小李家中几代人生活在东北老工业区长春，他和很多汽车城子弟一样，从没料到习以为常的福利会激起千层浪。当地大型车企和上下游产业的工人都聚居在汽车城，公交车要开好几站。除了全市供给的暖气，这里的居民还能享受厂区特供的24小时热水。每天早晨和傍晚，班车准时接送厂区的孩子们去市中心的中学上课。虽然月薪不高，但各项福利和丰厚的年终奖让车企工作在当地被视为“金饭碗”。

　　“牛市”让员工多收三五斗米，这对大型国有或合资车企员工来说是个惯例。同样名列前茅的民营车企员工却往往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

　　汽车行业年终奖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特性，而“赢家通吃”的马太效应并不只是在车企发生。这也使得年终奖成为如此挑动神经的一个关键词。

　　　　排名五花八门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一项调查显示，在确定本年度单位会发年终奖的受访者中，17.5%的人的年终奖在3万元以上，24%的人的年终奖在1万－3万元，也就是说超过40%的员工年终奖过万。但某人力资源网站公布的《2011年终奖调研报告》显示，85.9%一般员工年终奖金额在1万元以内。两者之间的巨大差异让人无所适从，有时互相矛盾的榜单让他啼笑皆非。

　　另一则某人力资源网站发布的“2011各大城市年终奖排行”在国内知名网站流转，该机构对国内26个城市的企业员工人均年终奖进行了排名：北京5008元、上海4874元、深圳4611元、广州4486元、杭州4270元……虽然数字看上去很精确，但各地年终奖的接近程度显得很“不自然”。不少年终奖“被平均”的人自嘲又“拖了后腿”。

　　除了地域排行，以行业划分的年终奖榜单也铺天盖地：证券业，中层20万～80万，员工5万～20万元；银行，中层15万～50万，员工4万～8万元；生物医药，中层10万～30万，员工1万～10万元；地产，中层10万～20万，员工5万～8万元；制造业大型上市公司中层8万～20万，员工2万～5万元……

　　交大东方管理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慧圣咨询董事长颜世富表示：“这些统计用的都是平均数概念，从人力资源专业角度来看并不合适。企业薪酬一般以中位值衡量，比如某个行业有100家公司，以薪资水平从低到高排列，第50家的值就是中位值。平均数有误导性。比如去年内地上市公司高管年收入最高是1000万，最低是1.2万，平均就是500多万，但这个数字掩盖了真实情况，去年上市公司高管收入中位值只有40万左右。年终奖也一样，拉高平均数的高收入者毕竟是少数，大部分人处于平均数以下，自然会感到不平衡。”

　　颜世富解释说，网络上很多公告的数字未必准确。各种机构公布的薪酬调查排名差别很大，而官方不太会轻易公告这些数字。着名咨询公司出的薪酬报告相对比较准确，但要卖很高价钱。比如美国美世咨询每年会出薪酬报告，但从不会随便公告，因为薪酬调查是咨询公司一项重要业务。

　　各种五花八门的年终奖排行和比较放大了人们心中的失衡，但既然这些数字本身未必靠谱，又何必为此轻起波澜？

　　　　年终奖暗战

　　年底，各种有关年终奖的传言就像一个报数比赛，一浪高过一浪。前阵子微博上某私企老板“透露”，公司年终奖拿得最少的员工也有6位数。不时又有传闻明星老板送手下员工奔驰车、房子，连前台小姐也能得到80平方米居室。一些企业会在合适的时间出面辟谣，另一些干脆暧昧地玩起文字游戏。

　　中国四达首席顾问于洋表示，企业给员工发放高额年终奖有几种考虑，既是为了提高了员工满意度，也间接满足了客户的更高需求，这是一种隐性收益。

　　同时，年终奖也成为了企业的一种炒作手段。企业通过发放高薪消息在市场上营造人才竞争的态势，吸引了高端人才加入，也提高人才竞争壁垒，变相提高竞争对手的用人成本，把一些小企业挤出市场。

　　“即便一些企业财力有限，也要把发钱的动作做得更艺术。”从组织行为学来看，薪酬是调动积极性的工具。“为什么发年终奖？一是奖励员工今年的成绩，更重要的是保证员工来年继续为我卖命。所以企业会考虑什么样的激励最有效果，年终奖是形式和内容整合。”

　　于洋介绍，一些企业让优秀员工在经销商大会上走红地毯，感受到职业带来的尊荣。也有些企业通过让员工和老板对话，老板亲自发红包并点评员工当年的工作，让员工感觉备受重视。“有些私企老板年底干脆把现金堆了一屋子，让销售人员自己搬，令员工对领奖的印象深刻。”

　　除了物质激励，各种形式的非物质激励越来越受到企业的青睐，年终旅游、培训早已不新鲜。“有些公司把旅游和游学结合。组织核心岗位的技术骨干、管理人员去美国哈佛走走，培训几天，既旅游又学习了新知识、新理念。交大读EMBA每个人需要40多万元，国企肯花钱投资人力资本，有时候一个班几十个都是同一个企业的。”颜世富表示。

　　　　宁少一元，不缴八万

　　日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葛长银在网上发文，“请大家注意年终奖临界点，宁可少千元不要超一元。”他指出，发18001元比18000元多纳税1154.1元；54001元比54000元多纳税4950.2元；发108001元比108000元多纳税4950.25元；发420001元比420000元多纳税19250.3元；发660001元比660000元多纳税30250.35元。最悲催的是发960001元，比发960000元要多纳税88000.45元。

　　人们开始战战兢兢之下开始研究合理避税之道。

　　　　不患寡而患不均

　　和国企不同，大多数外企年终奖占年薪比例并不高。“外企实行打包薪酬，年终奖在年初就纳入预算，一般员工靠月薪过活，年底就发个双薪。但国企月薪偏低，员工对年终奖抱有很高期待。国企还有其他各种福利，比如有住房补贴、提供员工宿舍，因此整体用人成本会高过外企。”于洋表示。

　　年终奖的厚薄正是中西方不同薪酬理念的折射。外企推崇即时激励，比如员工本月表现好，月底马上就做出物质激励。国企模式是长期有效激励，用很多隐性福利给予员工归属感，年底企业算个统账，给大家一些物质表达。

　　“在外企的激励理念下，员工非常重视个人能力的展现，每个人就像一名特种兵，因为薪酬会根据个人绩效决定，而国企中庸之道强势，每个人就像一枚螺丝钉，收入相对平均，薪酬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组织绩效。”于洋表示。

　　颜世富为宝钢、上汽等上海本地国企提供了10多年咨询服务，他认为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国企薪酬激励也在向外企靠拢。“过去在国企、事业单位，处级干部拿一样多的基本工资。现在宝钢、上汽会作岗位评估，给各个岗位按照复杂程度、重要性、辛苦程度、任职资格、经验要求、技能要求、文凭打分，重新按岗位价值大小排序，确定基本工资。工资中的浮动部分和绩效挂钩。央企要求全员绩效考核，只要你上班，就给你定指标，看你年底完成得怎么样。”

　　“薪酬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除了跟绩效挂钩，地方国企薪酬要兼顾当地的政策和平衡。”颜世富表示，虽然企业作为市场主体，薪酬主要由市场调节，但地方政府每年会发布工资增幅目标，大型国企会参考劳动局发布的指导价。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在“2011中国投资年会”上说，收入排在前20%的人平均收入和最低的20%相比，两项之比在中国是10.7倍，而在美国是8.4倍，在俄罗斯是4.5倍，在印度是4.9倍，在日本仅为3.4倍。而资料显示，石油、电力、电信、烟草等行业的员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其收入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60%左右。所以，人们对年终奖的戏谑和吐槽，表达了对社会财富分配的一种普遍情绪。
　　　　　　　　　　　　　　　　　　　　　　　　(晓晴摘自《新民周刊》2012年第2期)

《读者》杂志2012年第4期—不要活在新闻里

木木 — Sun, 05 Feb 2012 05:35:14 +0000

　　　　　　　　　　　　　　　　　　　作者:熊培云
　　想到人类历史。你一定会轻而易举地想到许多黑暗的场景：冲突、流血、暴动、自杀，甚至屠杀……公平理所当然，不公正的事却长久萦绕于心，时而让你寝食难安。难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先生当年会这样感慨：所谓人类历史，不过是一个写满人性坏话的记事本。而事实上，这世界不只有血流成河，不只有征战杀戮。无论世事怎样变迁，阳光依旧在温暖我们的身骨，草木应季生长，人们生而育女。

　　那么新闻呢？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新闻一样在不断说着人性的坏话：某位官员腐败了；某地又发生了屠杀婴幼的惨案，而此前其他地方的相同罪恶早已令人发指；某地有人自杀了，而且是几连跳；某地有人自焚了，有人推倒他家的房屋；某地有人在政府门前集体下跪了，为了解决问题；某人遭遇了巨大的不公正，而你对此无能为力……

　　天天都有这样的新闻，你难免会心生绝望：这世界、我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吗？当然，这样的绝望时间通常不会很长，常常转瞬即逝，至少我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新闻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且新闻是免不了要说人性的坏话的。就像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要在生活中维权，不要在维权中生活”，那好也不要活在新闻里。

　　这实际上关系到一个媒介素养的问题。所谓媒介素养，说到底就是受众接受、解读媒介信息的一种能力。

　　就个人而言，如果能积极独立地思考，通常都不会天真地以为新闻里的“坏人坏事”，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并由此得出“形势一片大坏”的结论，正如当年“形式一片大好”的宣传，不能遮蔽现实的困境一样。

　　就新闻事件本身而言，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对生活的取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

　　就政府而言，负面新闻并不意味着对其工作的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媒体包藏恶意。一个人在生活上有洁癖，人们多会同情之理解，毕竟，那也算是个人自治的一部分，其他人无权干涉；但如果带着洁癖去看新闻，去搞管理，难免脱离实际，而且显得公私不分。生活不是童话，童话里也有大灰狼。必须承认的是，媒体报道“说人性坏话的新闻”，除了商业上的考虑，还因为媒体肩负了一种责任，即社会需要通过它了解社会运行是否正常。

　　伴随着自杀案与恶性杀人事件频繁出现，人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即媒体报道是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方面，有些媒体着实需要省思。在过去的报道中，我的确看到许多媒体总是不厌其烦地描述杀人过程与杀人现场，唯恐读者不能身临其境。另一方面，过度批评媒体的负面报道，难免有苛责之嫌。

　　作为平衡，其实重要的是改变受众的观念：一方面，需要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媒体报道远处的一场火灾，你却因此烧毁自家的房屋，不理智的显然不是媒体，是纵火者；另一方面，全社会更要直面已然发生的不幸事件，以求彻底改造，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幼儿园不安全，要加强保安，更要消除“深层次原因”；有人自杀了，更要查找究竟是什么导致其走上绝路。更严重的是，如果一个工厂接二连三发生跳楼事件，这已经不是个体的绝望，而是集体性的绝望。

　　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给那些潜在的自杀者，以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而不是前仆后继的勇气。说一个人以死“唤醒社会”，实在是轻贱了人的生命，因为谁都应该好好活着；如果这种死不能让社会了解背后更实在的原因，而停留于指责是媒体起了坏作用，并大加讨伐，实在是用错了力。

　　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最近许多人都在讨论“维特效应”。据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造成了极大地轰动，不但使歌德名声在欧洲大噪，而且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说“风潮”，显然言过其实。事实上，《少年维特之烦恼》也让很多人活了下来，消解了内心的忧愁，其中包括歌德本人。
　　　　　　　　　　　　　　　　　　　　　　　　(王传生摘自新星出版社《自由在高处》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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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杂志2012年第4期—被梦想俘虏的人生

木木 — Sun, 05 Feb 2012 04:48:29 +0000

　　　　　　　　　　　　　　　　　　　作者:刘瑜
　　你肯定有这样一个朋友吧：在银行工作，长得一般，业务凑合，有老婆孩子，勤勤恳恳养家糊口，不爱说话，但如果开口说话，说的话也多半无趣无味——总之形象非常白开水，在任何一个社交场合都是角落里不大起眼的人。事实上你肯定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朋友，事实上你自己没准就是这样的人。

　　你能想象这个朋友突然有一天离家出走了吗？然后等你再听说他的消息时，据说他已经到了巴黎，正从头开始学画画，要做一个画家。你很难想象，但是毛姆却写了这样一个人。他的名字叫查尔斯。在留下一张内容为“晚饭准备好了”的纸条之后，他离开了自己相伴17年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去了巴黎。那一年他40岁，住在全巴黎最破旧的旅馆，身上只有100块钱。

　　《月亮和六便士》却不是这样一个故事。全世界都在追逐着梦想，查尔斯却在追逐他的噩运。好吧，这两件事其实没那么不同，被梦想俘虏的人就是在追逐自己的噩运。当然这里所说的梦想，是真的梦想，不是“爸爸妈妈说”、“老师说”、“电视报纸说”里被说出来的那个蓝图，不是蓝领白领之上的那个金领，不是猎人给麻雀设的圈套里的那点米粒。

　　别人的人生是在不断做加法，他却在做减法。人的每一种身份都是一种自我绑架，唯有失去是通向自由之途。所以查尔斯拒绝再做“丈夫”、“爸爸”、“朋友”、“同事”、“英国人”，他甩掉一个一个身份，如同脱去一层一层衣服，最后一抬脚，赤身裸体踏进内心召唤的冰窟窿里去。

　　小说里的那个“我”问他：“难道你不爱你的孩子们吗？”他说：“我对他们没有特殊感情。”“我”再问他：“难道你连爱情都不需要吗？”他说：“爱情只会干扰我画画。”别人也许会同情他的穷困潦倒，他拿起画笔时，却觉得自己是一个君王。

　　这样的人当然可恶。他的眼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自私，没有责任心，不屑和“社会”发生任何关系。但他又很无辜，因为他的眼里岂止没有别人，甚至没有自己。他不是选择了梦想，而是被梦想击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如果说他与别人有什么不同，就是他比别人更服从宿命。梦想多么妖冶，多么锋利，人们在惊慌中四处逃窜，逃向功名，或者利禄，或者求功名利禄而不得的怨恨。但是查尔斯拒绝成为“人们”里面的那个“们”。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
　　　　　　　　　　　　　　　　　　　　　　　　(白燕青摘自《广州日报》2011年12月8日)

《读者》杂志2012年第4期—我们都害怕(外二则)

木木 — Sun, 05 Feb 2012 04:35:05 +0000

　　　　　　　　　　　　　　　　　　　作者:王小妮
　　我的儿子小时候害怕蜘蛛网。我害怕散落在院子里小砖路上的头发，是读小学的时候。

　　现在，我居然什么也不怕了，活着的滋味因此少了一种。

　　今天我想，我不能重新再怕什么吗？我起身，把全世界都看变了。恐怖也不是容易找到的感觉，只好又回到家里坐下来。

　　　　对话者

　　一个人在对另外一个人说话。

　　我看见这场面的时候，一个人正在发火，他的气势好像准备掀掉街上所有的汽车和楼房。另外一个人显得及其软弱，嘴里发出类似民族乐器巴乌的声音。

　　这时候，如果强横者抓住软弱者的衣领，把他推搡到墙角，保安员就来了。他们的脚下踩着一堆石头，又圆又光滑的鹅卵石，如果一个人拿起石头，另一个人流出血，街头巡警就来了。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过路人围拢几分钟，看不到争吵升级，又听不懂来龙去脉，都散开了。有一个年轻人跑过来，听了一会儿说：打不起来。年轻人又原路跑回去。

　　这种现象我早见过，不就是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说话，一个声音大，一个声音小吗？一头羊和另一头羊面对面发出叫声。人们会说，多好的田园景象，牧羊人都坐在草地上晒太阳，绝不会跑过去围观羊的。

　　　　另一个时空

　　我想，钻头是最愉快的。它用几分钟的时间就能钻到另外一个层面去，是完全不同的层面。另外的光芒和空气通过钻孔钻过来。

　　我说：钻头你该最愉快。

　　我幻想再看见绿馒头一样的屋顶下面的那间邮电局，台阶上挤着一些捧着集邮册换邮票的人。

　　黑馒头的屋顶是公安分局，我认识那里面至少十个穿警察制服的人。

　　钻头愉快，可惜它没知觉。钻头只有一颗眼睛，又因为从一九九八年钻到一九六八年而严重发热。

　　我问钻头：看见我了吗？

　　它说：没有。

　　我要把那个我指给它，那个站在柳树下面发愁的我。还穿了一种白色的胶鞋。

　　钻头说：有那么个小姑娘，她在干什么？

　　我说：一九六七年，我们搬家了，新的家没有卫生间，那年我最恐惧的是去公共厕所。我正在那儿犹豫。可惜，我们看不见红砖的公共厕所，它还很远。

　　我问钻头：那个小姑娘因为不敢去公共厕所而发愁，多可笑！

　　钻头说：我不知道。

　　所以，钻头才愉快，它除了钻孔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简佳摘自《特区文学》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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