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学时代

2017年11月29日 20:27 作者:无恙 来源:《读者·校园版》  

  无恙,生于1990年,知名美食专栏作家,简书、知乎等平台人气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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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当家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总会想起曾经看过的《第二起跑线》。大下午的,守着电视一个节目一个节目地找过去,直至天黑才知道,在我高三毕业那年它就停播了。在我的印象里,起跑线就是黑色渣土跑道上用白色石灰画出来的一条线,100米的和800米的不一样,800米的和3000米的又不一样,到底哪条是第二起跑线?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

  从小学到高中的9年,起跑线在我的生活中出现过9次,每年秋天,从未缺席。这9年,起跑线总共在跑道上出现了27天,我却从未站在它的前面,下蹲,等待发令枪响,然后狂奔。于我而言,起跑线不过是将某个时间节点仪式化。就像过年只是告诉我时间有一个周而复始的外表,就像这条黑色的渣土跑道,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都靠自己去定义。当我在跑道上狂奔的时候,对手从来只有时间和自己。

  我出生在一个因巨大的厂矿企业而形成的小镇上。在那里,不论你站在哪个屋顶,向西望去,总是绵延的工厂、高炉、烟囱、铁轨和农田。在我上学之前,几乎镇上的每一户人家都仰仗着那片厂区过活,自给自足般形成了一种近乎完善的社会生态,有政府、有法院、有报社、有电视台、有医院、有学校,还有商店和食品加工厂。一條14公里的道路连接着城市与小镇,路的两旁是无尽的田野和小山丘。慢吞吞的公交车用40分钟的时间,切换着两个世界的画面。

  在小镇的西南和东北两个对角,坐落着我的小学与中学,两者间的距离走路不过20分钟。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我家搬过一次家,从小学附近搬到了中学旁边。时常在饭桌上,我开玩笑说父母的这个行为堪称当代的“孟母三迁”。四年级到六年级那两年的放学路,也是我小学生涯里仅有的一段无比曼妙的时光,因为路上有同桌的惠英。

  我还记得放学路上,我总会路过一个修鞋的小摊子。那是在一个路口,修鞋匠是个中年阿姨,个子很矮,常年穿着一件黑灰色的上衣,外面还挂着一件人造革的围裙,藏蓝色的袖套很容易把别人的目光引向她的手——一双粗糙的、指甲修剪得极短的手,手掌总是黑黑的,一只手拿着待补的鞋,另一只手拿着锥子,在鞋底钻孔引线缝合。

  修鞋摊边上有卖炒货的固定摊位,也有卖炸货的三轮车,还有的小贩干脆搭了个简易的小棚屋卖起了麻辣烫、刮凉粉,每日固定出现在路口的是3个卖水果的小贩,各自支起一把大的遮阳伞,风雨无阻地矗立在路口,有人经过就吆喝几声在售的当季水果。

  起初,我还不敢跟惠英说话,放学路上只是在不远不近的地方亦步亦趋,和其他男生一起,默默地跟在她身后自我满足般地走着。超过她时借机回头笑着打一声招呼,更多的时候则是在那个有着修鞋摊的路口,一起买炸货,看着油锅中吱吱作响的臭豆腐、兰花干、鲫鱼、香蕉,问她:“这个好吃吗?”

  四年级之前,惠英一直坐在我的前排,直至四年级我们才成为同桌。3年里,面对同一个背影,光是看耳朵轮廓的弧度、马尾摆动的频率、肩膀的起伏和脖子的曲线,我就能在人群中第一时间认出她来,这或许就是朝夕相处的力量使然。

  某天放学后,我和惠英因为作业没做好被老师留校罚抄。那天下着雨,乌云密布的天让教室变得昏暗,除了雨声,能听到的就是我和惠英在罚抄作业时,笔尖划在纸上的“沙沙”声。老师坐在讲台上批改着作业,我看到身前的肩膀有些小幅度的耸动,那是惠英在哭。我拍了拍她的肩膀,她躲了一下,只见她左手抬起到头的位置,动了两下,然后转身,红着眼睛,还有一滴眼泪挂在下巴上,看着我。

  我一时语塞:“那个……橡皮借我一下。”惠英点了点头,转回身,我也在这时拿起笔和作业本坐到了她身边,接过橡皮将抄好的作业又擦掉两行。我把橡皮放回惠英的文具盒里,她啜泣着小声说:“这是我第一次被留校。好怕。”我笑着看着她,在那一瞬间突然明白语文课上老师讲的“水汪汪的大眼睛”指的是什么了。

  小学时,每年“六一”,学校都会组织文艺会演。在操场,我们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主席台上的同学们表演,长得好看的惠英就在其中。六年级,惠英参加学校舞蹈队的表演。节目开始之前,她从我身边路过,我抬头望着她深蓝色的百褶裙,想象裙下是长及大腿的白色丝袜,白色的小短裤在她的步履间若隐若现,那画面极像筱山纪信的摄影集《少女馆》。那一瞬间,所有的朝思暮想都成了魂牵梦绕,或许,那就是我的第二起跑线,开启了我对女性的美好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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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我在一班,惠英在三班。若非刻意,几乎只有在课间操的时候才能见到她。见她穿过晴日里满是灰尘、下雨天又是泥泞的渣土跑道,走到她们班的队伍里。那时候,我们两个班的男生几乎都知道我喜欢惠英,于是课间操开始前,跟我关系不错的男生都会跑过来,开玩笑似的推搡我,吹着口哨,笑着闹着说:“惠英来了!看见没有,那儿呢,那儿呢!”然后指指点点。那3年,我们没有说过一句话,仅在初三的运动会上,因为班级间的一个小纠纷打了个照面。

  幸运的是,高中我们又成了同班,不过我和她没有成为同桌。

  一次化学课上,同桌递给我一张语文卷子,是惠英的。我诧异地看着同桌,问她怎么回事。原来,惠英的作文考砸了,语文老师开了个小灶让她重写。而她选择信任我,要我帮她改一改,教她怎么处理好这篇作文。我坐直了身子,靠在椅背上,头往后仰,穿过同桌的后脑勺望向惠英。惠英也在那时望向了我,我又看到了那双熟悉的水汪汪地泛红的眼睛以及挂在下巴上的泪珠。

  高三那年,惠英家发生了一些变故。每个中午,都是我陪她一起回家。有几个月,我见她情绪不好,上课的时候没精神,我就会拿起本子,写个小故事递给她。她会打开本子,看完后常常“扑哧”一笑,然后看向我,写上两句话,又把本子递了回来。没有短信、QQ和微信的日子,我们就是这样在课堂上说话。不知什么时候,那个笔记本被传开了,有些男同学就慕名找到我,让我代笔写情书,一篇5块钱。每次都是我写好之后,他们自己抄一遍再交给喜欢的姑娘,所以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信到了哪些姑娘手里,直至高三毕业,惠英才告诉我,那些花钱雇我写情书的家伙都是她的追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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