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

2016年03月26日 20:48 作者:季羡林 来源:《读者·校园版》  

  从小学到初中,我都不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学生,考试从来没有得过甲等第一名,大概都是在甲等第三四名或乙等第一二名之间。我也根本没有独占鳌头的欲望。到了正谊中学之后,此地的环境给我提供了极佳的游乐场所:校址在大明湖南岸,校内清溪流贯,绿杨垂荫。校后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湖”。岸边荷塘星罗棋布,芦苇青翠茂密,水中多鱼虾、青蛙,正是我戏乐的天堂。我家住南城,中午我不回家吃饭,因为家里穷,每天只给铜子儿数个,作为午餐费。我用一个铜板买锅饼一块,一个铜板买一碗炸丸子或豆腐脑,站在货担旁,仓促吃完,然后飞奔到校后湖滨去钓虾、钓青蛙。虾是齐白石笔下的那种,有两个长夹。虾是水族中的蠢材,我只需用苇秆挑逗,虾就张开一只夹,把苇秆夹住,任人提出水面,决不放松。钓青蛙也极容易,只需把做衣服用的针敲弯,抓一只苍蝇穿在上面,向着蹲坐在荷叶上的青蛙来回抖动。青蛙食性一起,跳起来猛吞针上的苍蝇,立即被我生擒活捉。我沉溺于这种游戏,其乐无穷。至于考个甲等、乙等,则“于我如浮云”了。

  但是,叔父对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正谊中学有一位教高年级国文的教员,古文方面很有造诣。他在课余办了一个讲习班,专讲《左传》《战国策》《史记》一类的古籍,学习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四点下课以后。叔父给我也报了名。每天正课完毕以后,再接着上一两个小时的课,学习一些古代典籍,有多少收获,也说不清楚了。

  当时,济南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冯鹏展先生,广东人,流寓北方,英文水平很高,白天在几所中学里教英文,晚上在自己创办的尚实英文学社授课。当时正流行图解式的英文教学法,我们学习英文也使用这种方法,觉得颇为新鲜。我大概在这里学习了两三年,收获良多。

  就这样,虽然我自己在学习上并不勤奋,然而,为环境所迫,反正是够忙的。每天从学校回到家中,匆匆吃过晚饭,又赶回城里学英文。当时我只有十三四岁,精力旺盛到超过需要:在一天奔波之余,每天晚上九点下课后,也不赶紧回家,而是在灯火通明的十里长街上,看看商店的橱窗,慢腾腾地走回家。虽然囊中无钱,但看过了琳琅满目的商品,也能过一过眼瘾,饱一饱眼福。

  叔父显然认为,我的学习压力还不够大,必须加点码。他亲自为我选了一些古文,讲宋明理学的居多,亲手用毛笔正楷抄成一本书,名之曰《课侄选文》。空闲时,他亲自给我讲授。他坐,我站,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要说我真感兴趣,那是谎话。这些文章对我来说,远远比不上叔父称之为“闲书”的《彭公案》《济公传》等书有趣,我往往会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偷看这些书。

  我在正谊中学读了两年半书就毕业了。在这段时间内,我懵懵懂懂、马马虎虎,学习始终在明白与不明白之间;主观上并不勤奋,客观上又非勤奋不可;从来不想争上游,实际上却从未沦为下游。最后我离开了我的大虾和青蛙:我毕业了。

  当年我15岁,时间是1926年。

  这一年夏天,山东大学附属高级中学成立了。我此时似乎也有了一点雄心壮志,不再像以前那样畏畏缩缩,经过一番考虑,立即决定舍正谊中学而取山大高中。

  大概是因为入学考试分数高,所以一入学我就被学监指定为三班班长。在教室里,我的座位是第一排左数第一张桌子,标志着与众不同:论学习成绩,我的国文和英文都有点基础,别人无法同我比。别的课想得高分并不难,只要在考前背熟课文就行了。国文和英文,则必须学有素养,临阵磨枪、临时抱佛脚,是不行的。至于英文,我独霸全班,被尊为“英文大家”。第一学期,我考了个甲等第一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荣登这个宝座,虽然并非什么意外之事,但我还是有点沾沾自喜。

  虚荣之心,人皆有之;我独何人,敢有例外?于是我真正立下了“大志”,绝不能从宝座上滚下来,那样面子上太难看了。我买了韩、柳、欧、苏的文集,苦读不辍,又节省下仅有的一点零用钱,远至日本丸善书店,用“代金引换”的办法,去购买英文原版书,也是攻读不辍。结果是“皇天不负有心人”,两年内四次考试,我考了四个甲等第一,大大地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我不愿意说谎话,我绝不是什么“怀有大志”的英雄,我从来没有讲过“大丈夫当如是也”一类的大话,我是一个十分平庸的人。

  我不记得高中是怎样张榜的。反正我在这最后一学年的两次考试中,又考了两个甲等第一,加上北园的四个,共是“六连贯”。要说不高兴,那不是真话;但也并没有飘飘然,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

  到了1930年的夏天,我的中学时代就结束了。当年我是1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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