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三毛那样生活

2015年01月03日 9:26 作者:闫红 来源:《读者·校园版》  

  那时候,我家住在一条巷子深处。

  那是20世纪80年代最常见的小巷,散布着若干个院门,若干块水泥板连成一条小路,年头久了,步行或是推着自行车走在上面时,水泥板会随脚步“咣当”作响;若是下雨天,没准还会从缝隙里溅出一些泥水落到鞋面上。

  墙角里缝隙大,青草挨挨挤挤地露出头,夏天里几场雨水一过,它们争相疯长,迷离的草色上,开出雏菊样的花,在风里微微摇晃着,多看一会儿就会看呆,恍然似不在这现实人间。

  十三四岁时正是着迷于这梦幻的年纪,看到什么我都会生发出无尽想象。家人觉得我有点怪,也不是天才的那种怪法,因为我的成绩并不好。何况我还总觉得自己受到了忽视,比如家里在院子里盖了一间小房子,父母分给我住,我先是很高兴自己有了这样一个小天地,随即便质疑:“为什么弟弟和他们同住在正房里,却把这个单门独户且不甚安全的小屋给我住?”

  似乎是为了质疑而质疑。深夜,我打开院门,一个人走出巷子,在空无一人的路上走很久,想象自己就此消失在月光里。我明明是快乐的,我的怨艾不过是生活中其他细节的日积月累,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细节让我感到,我的父母分明爱我弟弟更多一点。

  争吵、痛哭、离家出走,我在作文本上写下厌世的话。父母不胜其扰,一度归咎于我小时候曾经重重地跌过一跤,我把这说法直接翻译成“有病”。我一方面很愤怒,另一方面也怀疑自己。我像一个真正的精神病患者那样做出更多极端的举动,以证明自己头脑清晰,同时我又明白,这种证明只会得到更多的怀疑。

  在愤怒与自卑的夹击中,我不能替自己洗刷怀疑,也找不到出路。许多个深夜与清晨,我在那条巷子里来来去去,心里有一大堆不甚清晰的想法,不知道该说给谁听。

  巷口住着我爸的一位同事,他是《小城日报》副刊部的编辑王叔。我爸说他家的藏书非常多,我有时会到他那儿去借书。有一天,他交给我一本《雨季不再来》,作者有一个很奇怪的名字——“三毛”。

  于是我看到那个名叫三毛的台湾女孩,像另外一个自己,她也有一个被家人宠溺得有点霸道的弟弟,有凶巴巴的老师,她同样是在家中被忽略,在学校被责罚。她用笑话掩饰她的隐痛,说:“排行老二,就像夹心饼干的中间层,明明最可口,父母就是注意不到。”虽然我不是老二,却能理解她笑着说这句话时的苦涩。

  她似乎知道我和她很像,她在序言里写道:“一个家庭里,也许都有一两个如二毛当时年龄的孩子。”她又给了我希望:“一个当年被父母亲友看作‘问题孩子’的二毛,为什么在十年之后,成了一个对凡事有爱、有信、有望的女人?”从她的笔下,我看到惨绿少年也可以月白风清,摇身变成洒脱的女子,去周游世界,看浩荡人间。

  相对于琼瑶,三毛让我生出了更多的代入感。琼瑶式的浪漫需要对手戏,我不是她笔下“好温柔好温柔”的女孩,我也不相信自己有那个运气;三毛般的情怀,更多的是内心戏,见物生情,随遇而安。

  她笔下有德国的酷寒冬日,有撒哈拉的赤日黄沙,她为我们制造了一整个远方,却又凭着她的生花妙笔,将那远方拉到我们的眼前。即便行走在淮北小城的巷子里,我也觉得她的远方就像画卷,像海市蜃楼,随时可以召唤,在我眼前徐徐展开。

  三毛的那几本书救了我,让我觉得被忽略也没关系,神经质也没关系,成绩不好也没关系。三毛本人就没有正经读过大学,她追求课本之外的更有质量的人生。她是给我勇气的那个人,让我也能放弃常规的路线,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囿于现实,我没能像她那样走那么远,但回想那几年,是一生中难得的随心所欲。

  我还按照她的趣味决定我的阅读范围,张爱玲就是她推荐的,之前我只知道有个名叫张爱萍的将军。

  她对贾平凹和王洛宾的热情也显得很夸张,那种夸张似乎成了她的一个标签,她就要这样忘情投入地去爱,她就是敢爱敢恨。她将这种感情状态,附体于以张爱玲、胡兰成情事为主线的《滚滚红尘》剧本里,张爱玲像她一样夸张,早恋、自杀,张嘴就自我标榜:“我这个人,把钱看得很淡。”——老天,如果她是张爱玲的铁杆粉丝,一定知道,张爱玲许多次说过自己爱钱如命。

  说来也很荒谬,我经由三毛的引荐开始读张爱玲的作品,真的读进去之后,转过头再看三毛的作品,却没有那么可爱了。相对于张爱玲的自省与自嘲,三毛明显姿态过多,几乎在每一本书里,都会出现对她另眼相看或者干脆爱上了她的人。《倾城》里英俊的东德军官对她一见钟情,动用特权帮她通关,陪她进出时,遇到的所有军人都向他们敬礼。

  他对她说:“你真美。”她自陈:“那时的我是一个美丽的女人,我知道,我笑,便如春花,必定能感动人——任他是谁。”

  谁在年轻时不曾有过这样的自信满满,而那时我们的微笑,也确实打动过随机遇到的某个人。可是在《万水千山走遍》里描述那个外交官对自己的“贪心”就大可不必了;亦不必告诉读者,自己虽然暂住他那“艺术而舒适的豪华之家”,但对他依旧非常不耐烦;更不必佯装不经意地描述助理米夏被外交官的豪宅惊呆了的丑态,这种描述实在没有什么营养。

  总有人对她一见钟情,亦有人对她日久生情,荷西的同事爱她爱到悲伤,不敢再来见她;美艳芳邻的丈夫亲口告诉她:“我敬爱你。”他并不是个例,当她在喧嚣的人群中感到厌倦时,总有人慧眼如炬地发现她如白莲花一般脱俗,拍拍她的脸,告诉她:“虽然他们很闹,但你要快乐一点。”

  这是她应得的,在她的笔下,她是那样勇敢、善良、智慧、节制,跟其他愚昧、肤浅、虚荣、贪婪的女人完全不同。

  让我疑窦丛生的还有,荷西去世之后,她的婆婆跟她讨要自己应得的遗产,她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说人都死了,钱财这些东西又何必那么看重。

  但她似乎又不是真的不那么看重财产,在她给母亲的信里说道:“荷西没有遗嘱,公婆在法律上应得的部分并不是我们私下同意便成立,必须强迫去法院。法院说如果公婆放弃继承权,那么手续便快得多。事情已很清楚,便是这幢小房子也不再是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