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圣旨为啥像村干部讲话?

 2018/01/04 16:07  韩索虏 施岛夷 《今日文摘》  (312)    

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只)是户口不明白俚……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

这段通俗且有些粗糙的文字,出自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诏书,与传统中国皇帝工整、典雅的文言文诏书差别巨大。即使在文言衰落的当代,朱元璋都因为诏书过于通俗而不时遭到网民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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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看来,这似乎并不难解释:朱元璋出身贫寒,做过和尚、乞丐,这种用大白话写成的诏书,正好符合他的老粗底色。

然而这种说法明显不合情理。身为皇帝的朱元璋,不可能找不到文人打理文字工作。他以白话发布诏书,显然有更为深刻复杂的原因。

第一次白话文运动

明初皇帝中,并非只有朱元璋文风粗糙,他的儿子朱棣也有粗浅直白的文字作品传世,如他的永乐二年诏:“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俺汉人地面西邊,西手里草地西番各族头目,与俺每好生磨道……”

朱氏父子的大白话,与他们个人的教育水平并无关系。

传统中国历来重视词章雅驯,诏书的写作早已被纳入官僚制度,通常在皇帝提出旨意后,由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等饱学之士兼高级文臣拟定成典雅的文言文。

明朝开国后,皇帝也不缺人润色文字,有宋濂、解缙等词臣为朱氏父子服务,都以辞章华美优雅而享誉文坛。

而且,朱元璋的诏书虽然浅白,但也不像后世张献忠“咱老子叫你不要往汉中去,你强要往汉中去”,动辄出现生殖器粗口的圣旨那样不堪入目。

朱元璋也并非标新立异的皇帝,即使有所创举,也尽力从前朝发掘先例,甚至不惜附会。如废除宰相后,就依照《周礼》实施春官夏官,还在《道德经》中寻找严刑峻法的依据。他登极时祭告天地的礼仪,也是由投降明朝的元朝大臣参考宋元两代先例制定的。

大白话诏书也并非例外,它其实是继承自前朝蒙元的一项制度创新。

蒙古人征服中原后,由于统治阶层的成员多不通汉语,语言文字政策自然以蒙古语文为先。

然而,直接用蒙古语治理广阔的汉地,难免困难重重,这就需要数量庞大的翻译员。在汉语文献里,这些人被称为“舌人”或“通事”,蒙古语称“怯里马赤”。用当代中国人熟悉的词来说,就是“翻译官”。

忽必烈初入中原,即在宣政院、宣徽院、中政院、储政院等机构设置怯里马赤,此后朝廷中枢机构、省路地方机关都设有通事翻译。

这些通事往往汉语素养有限,整体教育水平也不太高,难以深入学习文言文,只得采用简明易懂的早期白话,这样就形成了“白话讲章”、“白话公牍”。这种背景下,整个蒙元时期,圣旨和高级公文往往是用汉语白话文传达。

到后来,为了让皇帝能够听懂自己的意思,不少高级文臣和饱学大儒主动放下身段,舍弃了典雅的文言文,用上了大白话。当时的著名理学家吴澄给蒙古皇帝讲《资治通鉴》时所写的《经筵讲义》,使用的便是当时流行的白话文。白话文地位之高,甚至超过民国。

朱元璋在青少年时代,见识到的中央朝廷的恩泽,恐怕均由这种文字承载。

与后世的民族主义想象不同,朱元璋等明朝开国君臣,对蒙元王朝并无太多恶感,甚至常怀感念之情。朱元璋自称“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甚至“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15世纪中叶后,明代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才随着越发严重的“北虏”之患而高涨起来。在那之前,“乐生于有元之世”且非常重视制度延续性的朱元璋,以继承元朝皇帝圣旨文体来显示新王朝的正统性,是合情合理的做法。

孔夫子的话,越来越蒙古化

不过,朱元璋的大白话虽然比文言文浅白,但现代人读起来,不会比读文言文容易,且会感到语法有些怪异,比如下面的《谕西番罕都必喇等诏》选段:

俺将一切强歹的人都拿了。俺大位里坐地有。为这般上头诸处里人都来,我行见了。俺与了赏赐名分,教他依旧本地面里快活去了。似这般呵,已自十年了也。止有西番罕都必喇拜桑他每这伙人,为什么不将差发来,又不与俺马匹牛羊?

这一段诏书中,大略意思虽然还算明了,却存在着诸如“俺大位里坐地有”、“我行见了”这样奇怪的句子。

这种怪腔怪调同样继承自前朝。

元代的翻译官们不仅把白话发展成了公文用书面语,还独创了一种与宋代早期白话完全不同的“翻译腔”。其主要特点,就是虽然以汉语白话写作,但很多汉人却看不懂。写于1314年的“元氏开化寺圣旨碑”碑文就是其中的典型:

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皇帝圣旨……和尚、也里可温、先生每,不拣甚么差发不着,告天祝延圣寿者……这的每宫观里,他每的房舍里,使臣休安下者,铺马、鄶应休与者,税休与者。但属宫观的水土、园林、碾磨、店舍、铺席、解典库、浴堂,不拣甚他每的,不拣谁休倚气力者。更这和尚每道有圣旨么道,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么!

为了保留原意,避免纰漏,元朝翻译官在把蒙古语译成汉语时,并没有使用汉语中常用的“主-谓-宾”结构,而是机械套用了蒙古语最常见的“主-宾-谓”结构,从而生造出“没体例的勾当休做者”这样令人费解的句子。

具体用词中,强行翻译的痕迹也不少,如蒙古语中存在,汉语中却不存在的名词复数,就被强行翻译成“每”。

翻译官或偷懒、或能力低下,把当时北方地区流行的白话词汇直接硬塞进了蒙语语法结构中,便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XXX每”、“XXX有”、“XXX呵”、“XXX那般者”这样奇怪的语言。

这种“硬译”的翻译方式,十分类似于日本人和他们的翻译官所使用的“协和语”。如“俺大位里坐地有”这一句,就与“你的皇军的帮助,我的钱的大大的给”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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