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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优逸事
作者:汪曾祺
在京剧丑角里，贯盛吉的格调是比较高的。他的表演，自成一格，人称“贯派”。他的念白很特别，每一句话都是高起低收，好像一个孩子在被逼着去做他不情愿做的事情时的嘟囔。他是个“冷面小丑”，北京人所谓“绷着脸逗”。他并不存心逗人乐。他的“哏”是淡淡的，不是北京人所谓“胳肢人”，上海人所谓“硬滑稽”。他的笑料，在使人哄然一笑之后，还能想想，还能回味。有人问他：“你怎么这么逗呀？”他说：“我没有逗呀，我说的都是实话。”“说实话”是丑角艺术的不二法门。说实话而使人笑，才是一个真正的丑角。喜剧的灵魂，是生活，是真实。
不但在台上，在生活里，贯盛吉也是那么逗。临死了，还逗。
他死的时候，才四十岁，太可惜了。
他死于心脏病，病了很长时间。
家里人知道他的病不治了，已经为他准备了后事，买了“装裹”——即寿衣。他有一天叫家里人给他穿戴起来。都穿齐全了，说：“给我拿个镜子来。”
他照照镜子：“唔，就这德行呀！”
有一天，他让家里人给他请一台和尚，在他的面前给他放一台焰口。
他跟朋友说：“活着，听焰口，有谁这么干过没有？——没有。”
有一天，他很不好了，家里忙着，怕他今天过不去。他瓮声瓮气地说：“你们别忙。我今儿不走。今儿外面下雨，我没有伞。”
一个人能够病危的时候还能保持生气盎然的幽默感，能够拿死来“开逗”，真是不容易。这是一个真正的丑角，一生一世都是丑角。
在风暴中抠住两颗石子
作者:柴静
1974年12月3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
一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长职务。
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
人人穿黄布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不奇怪。
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十五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之一，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
但是这个人“不服用”。中财部曾有意调他，但他坚持留在上海“一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
他被撤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悲哉，上将军
作者:耿立
张自忠，字荩忱，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民国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牺牲后追授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同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一 那是几年前，为了写作赵登禹将军在采访29军老兵的时候，我提到了29军的主要的主政者，从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吕秀文，师长赵登禹、张自忠都是山东人。在日本人面前都是有种的汉子，铁骨铜声。那个老兵说：张自忠是汉奸，后来变成了烈士。说毕，摇摇头。
作者:吕 云
不惜一切追求完美
在拍摄《泰坦尼克号》时，卡梅隆追求完美的个性得到了极致体现。他曾在工作室夺过特效师的笔，亲自绘制道具手稿；他曾威胁制片人，要是不让他按他的预算和想法拍某场戏就立即自杀。预算的严重超支、投资方的冷言冷语、手下的怨声载道、酷寒的海水，再加上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一切使卡梅隆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他仍然坚持着，并喊出了近乎悲壮的豪言壮语：“泰坦尼克号可沉，《泰坦尼克号》不可沉!”
《泰坦尼克号》在全球赢利约18亿美元后，卡梅隆的声望一时无两，但他却蛰伏起来。事实上，卡梅隆早就完成了《阿凡达》的剧本，但当时的技术水平无法表达出他的想象力。
作者:樊小纯
一个人一辈子尝遍三种极端，对普通人来说，可慕也可畏。有人如此行过，他就是中国画的先驱、中国美院的创始人——林风眠。他曾说，老虎、神仙和狗，我都做过了。
林风眠的一生有一种早熟的辉煌。不满二十岁便受蔡元培之召唤，负笈欧罗巴6年，又是由蔡元培力荐，26岁即被聘为北京国立艺专的校长。和学生年龄几乎相当，就统帅中国艺术界的最高学府，这样的经历在今人看来，决然不可想见。可不久后，就因为军阀阻挠艺术运动的开展，令他被迫南下。南下后，林风眠又受蔡元培之邀创办了现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杭州国立艺专。他留法的同学和外籍教师纷纷加盟，师资力量前所未见。
作者:刘仰东
学术基础
梁漱溟5岁开蒙，读过《三字经》和《百家姓》后，就在接着要读四书五经的当口，赶上了变法维新。父亲梁巨川本来就不赞同儿童读经，此时借“停科举、废八股”之机，便断了儿子的读经之路，让他去看《地球韵言》。此书的内容，顾名思义，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说的是世界大势。第二年，北京出现了第一个“洋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便被父亲送到这里读书。后虽因社会动荡，他转过几次学，11岁时还曾回家请先生教读一年，但仍不习四书五经，而是读小学课本，他后来曾回忆说：“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1906年，13岁的梁漱溟考入顺天中学堂，1911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学堂。这便是梁漱溟最后的学历。
梁漱溟曾说：“我的自学始于小学时代。”在同龄孩子死背四书五经的时候，他却能津津有味地看着一种课外读物——《启蒙画报》。
作者:美兰天空 海的微笑编译
导演詹姆斯·卡梅隆(James Cameron)，在创造了全球票房18亿美元的《泰坦尼克号》之后，销声匿迹，十余年后，携《阿凡达》归来，成为电影市场的又一枚重磅炸弹。可是有多少人知道，卡梅隆的阿凡达之梦，开始于32年前……
卡车司机的星战梦
1977年，22岁的卡车司机詹姆斯·卡梅隆和一个朋友去看《星球大战》——朋友陶醉于电影之中不能自拔，卡梅隆却在离开影院之后准备打拳击发泄一下。他大学辍学，整天在南加利福尼亚奥兰治县开车运送校餐。但在闲暇的时候，他绘制小模型，还写科幻小说——那些发生在遥远星系的故事。可现在，卡梅隆面临一个令人泄气的现实：他幻想的世界已经被卢卡斯（Lucas，《星球大战》导演）带进了人们的生活……《
于是，他买了些廉价的摄影器材，试图还原卢卡斯的拍摄过程。他在家中的客厅打出刺眼的明亮光线，让摄像机沿一条轨道滚动来演练摄影，但这一切都令他的妻子怒不可遏。他常常整天逡巡于南加州大学图书馆，阅读所有与特效有关的书籍。他变得，用他自己的话说，“彻底痴迷”。
作者:SEARLETT
无论在哪里，米歇尔·奥巴马的光芒绝不会被那个英俊而权力在握的身边人遮掩。
当她挽着巴拉克·奥巴马的手臂，在挪威领取那颁发得慎之又慎的诺贝尔和平奖时，丈夫44次提到战争、33次提到和平的获奖感言引起一阵热议，但她身着的那条Calvin Klein的黄绿色连衣裙硬是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这套环保色调的服装，在世界减排大会的背景下，以另—种方式为丈夫补回一点分数。
无论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栽花，聪明的第——夫人又成功了。
这不是米歇尔第——次以自己的智慧来帮助丈夫了。不论是在竞选期间还是在入主白宫之后，米歇尔·奥巴马都是奥巴马身边最不可或缺的阳光，当她笑容灿烂时，如同她身着的衣裳，你能感受到无穷的力量。
美国梦里的那个男子
从懂事开始，米歇尔就带着自己肤色代表的坚韧与耐力，决心要做出一番成就。
作者:十 六
5月的一个大风天，一群女孩坐立不安地等待一扇大门的开启。
良久，门终于缓缓打开，刹那间，女孩们像流水一样向前涌动……
斯蒂芬妮·梅尔穿着红色的礼服走向讲台，她有着深色的长发和苍白的皮肤，像极了她笔下那神奇的吸血鬼家族的人物，人们发出的尖叫声立刻淹没了她……
捕捉梦的夏天
2003年6月2日，对斯蒂芬妮?梅尔来说，是很平常的一天。
这一天，她的孩子第一次去上游泳课，作为一个“有点神经质”的母亲，她一整天都在提心吊胆，也因此有点精疲力竭。所以，在晚上爬上床睡觉之前，她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她的生命会在一夜之间被改变。
作者:风为裳
一
在可可之前，她叫嘉帕丽尔。
她是母亲病逝后被父亲遗弃在孤儿院的孩子。
长大后，她在裁缝铺里求生计。像日子黯淡无光的灰姑娘，命运也不忍看她如此年华蹉跎下去。一次偶遇，她在咖啡馆里唱那首她小时候唱过的《COCO》，军官艾提安爱上了她。他叫她可可。
生活仿佛是一卷无限延展的美丽油画：她跟着艾提安去了乡下的庄园，漂亮的古堡，衣着华丽的仆人，血统高贵的骏马，用来狩猎的森林……当然，还有情窦初开，最甜蜜的爱情……
艾提安的旧情人一次次提醒着她：她不过是他当下喜欢的一个女人。会过期的。
而她，要的是他全部的爱。就像那串珍珠项链，如果不能完全拥有它，她宁愿把它摔碎。
人生总会在某一个小弯发生一段小插曲，进而就那么逡巡的绕过去了。
作者:马 超
我常常回忆起我初入北大的情景。
1999年高考，我考了县里的文科状元，被北大中文系录取，我成为了母校建校六十年来第一位被北大录取的学生。1999年9月4日的早晨，日如薄纱，我和父亲在北京站下了火车，没有目的地顺着人群走出车站。父子俩坐着绿皮火车，挤了十六个小时，从一片天大地大的皖北平原，来到了这高楼大厦之中，疲惫到了极点，同时又对自己格格不入的装束感到很不安。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我上身穿着一件长袖的白色衬衣，上面沾满了灰尘，领口黑黑的一层；下面是一件褐色起毛的休闲裤，有些短，把人吊着；脚上是一双劣质的黄皮鞋。最让我放不下心的倒不是穿着如何，我所担心的是手中拎着的那个塑料行李箱箱子，那是我临出发前在集市上花四十五元买的，因质量不好，在离家不到十里路的距离，就完全裂开，我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几段零碎的绳子把它紧紧捆住，里面的衣服从裂开的缝隙中拼命往外挤，我担心的就是它随时都有炸开的可能。
来北京上学，是我第一次坐火车，按理，第一次坐火车对那个年龄的人来说，是有些兴奋的，但实际情况却让我一点也兴奋不起来。在合肥上火车之后，我拿着自己的火车票，在拥挤的人群里找到我的座位，发现座位上坐着一个孕妇。如何要回自己的座位，是我开始第一次真正处理一个问题。我怯生生地告诉那个孕妇那个座位是我的。那孕妇却一句话也不说，像个小说家深沉地望着我一番之后，开始像一个旅行家望着窗外。面对着哑然的局面，我不知如何处理。我想告诉她我是北大的学生，我想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我最终没有说出口。在那片拥挤的空间中，我觉得那么不合时宜，最后我离开了，挤到了另外一个车厢里去。
作者:［美］科林斯［法］拉皮埃尔 董东山 译
君 子
1944年，盟军攻占巴黎前夕，非作战部队的德国兵开始撤出这座城市，巴黎被一车一车地劫掠一空：住在帝国饭店的一个军官吧窗帘扯下来塞进手提箱，说“以后要用它做衣服”；佛罗里达饭店里的一位中尉用电话线捆好一摞床单后，想了一想，把电话机也拿走了；在拉马丁广场，一群德国通讯兵在邻居的注注视下，运走了几头养在花园里的猪。
但在纳伊的维克多·雨果林荫大道，一个党卫军上校临走前写了一张表示感谢的条子，留给“我的不知名的主人，感谢你们并不由衷的招待。”他写道：“我离开这所公寓时，里面一切如旧。煤气、电、电话的账单都已经付清，看门人的小费也已给过。”他告诉房子的主人：“三卷本的《伏尔泰文集》，阅后已放归书架原处。”然后又附了一张钞票，“赔偿我借住期间不慎打破的两只水晶香槟酒杯。”
俘 虏
1944年8月19日，巴黎人民发动起义。卖猪肉的屠夫路易·贝尔蒂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枪指着德军，
作者:阎连科
一张条案告诉我：有的人一见他，你就会自卑；有的人一见他，你就会自傲。陈乐民叔叔和他夫人资中筠阿姨，每每见到，都让我局促不安，感到自己的矮小无知。
称他们叔叔阿姨，我有些攀亲附高，可和他们女儿陈丰友情笃甚，又觉称其先生老师，似乎远疏散淡，也就长期这样攀着叫了。究竟起来，我算是陈丰的一个作者。她居法国生活二十年，在那博士毕业之后，就留在巴黎繁忙，其工作之一项，是在出版社做中国文学丛书策划。缘于彼此对文学的同道，终于成了可以递心坦诚的朋友，也就有机会到她家里充做客人，见到我仰慕已久的学者资中筠阿姨。
资阿姨的学识与气度，常常对我有一种震慑之功，每次和她相处———尽管她总是和善地微笑，也让我觉得在她的善良与笑容中，有着正气之凛然，反倒比那种被权势支撑的威严，更有某种力量和征服感。对于陈乐民叔叔，并未那么具体熟悉，只知他原是社科院的欧洲专家，英语、法语都极为练精，关于欧洲政治、外交、文化的著作，洋洋洒洒，约有十几卷。还有，就是他在他家陕窄的客厅里，坐在轮椅上，瘦削、洁净、沉稳的面容，总让人觉得，命运把一个思想奔放的人，固定在了牢笼般的空间里，似乎把一个可以在世界图书馆中奔跑跳跃的健将，锯去双腿后，让他只能流血低蹲在某个书架下或者书堆边。
第一次见他时，他的肾病已经相当严重，必须每周两次频繁往复于医院透析。这样十年之后，仿佛一个乐观于生命的老人，每三天一次，去上帝那儿求得一些吝啬的日月，借以居室的窗口和阳台上的日出日落，好和书籍、笔墨交流对话。史铁生也是这样的生活———在透析中思考生命与存在。和史铁生相处交流，让人感到生命的沉重和虚无。而陈叔叔在透析中和透析后，似乎思考得更多的不是生命，而是世界。史铁生思考生命的世界；陈叔叔思考世界的生命。孰重孰轻，孰多孰少，仿佛生硬地比论石头和树，谁长得更好，更为有用一样。
有一次，我陪陈叔叔去医院透析，扶他上车、下车间，他望着北京崇文门那儿的楼厦变化，脸上平静淡然，仿佛望着一隅失落的世界，说了一句悠长平静的话：“变化这么快，难说是好事坏事。”他的语调轻缓，近于自语，但从他的语句中，让人体会到他对世事和世界绵长的担忧。也就是那次透析，我与资阿姨约好，等大家合适的时候，一道去通州的高碑店一趟，为陈叔叔买一张他满意的条案书桌。因为，他们终于搬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