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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亚蕾
1899年6月1日，一代文豪川端康成来到人世间。在他两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因肺结核去世了。祸不单行，在他三岁的时候，母亲也因为服侍丈夫时染上肺结核，在这一年终于丢下了他撒手西去。川端康成或许记不清父母的容颜，但他们的早亡却在他的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用他自己的话说，“父母相继病死，深深刻入我幼小心灵上的，便是对疾病和夭折的恐怖。”
川端康成父母去世后，祖父母将他接到身边抚养。祖母对外孙宠爱有加，川端康成后来在《祖母》一文中回忆到：“我小时候身体好像非常虚弱，好不容易活下来，全靠祖母的力量。人们常指着我说，娇惯到令人皱眉的地步。”有一次因为川端康成淘气，生气的祖父顺手提起身边的热水壶打他。祖父因为患了白内障，因此无法看见开水已经倾倒了出来。祖母心疼川端康成，又不敢阻止脾气不好的老伴，就用自己的身子护着外孙，任凭滚烫的开水浇洒到自己的手臂上。
作者:雷 甫
“文革”期间，我在华东师大政教系读书时，曾听中文系老师说起施蛰存先生逸事，至今回味，仍觉隽永。
以施蛰存“老右派”的身份，十年动乱中自然在劫难逃，但他却泰然处之，心境开朗。有一次，几位教师在闲聊住房大小，只听施先生，陵悠悠地说道：“别人家每况愈下，我倒是每况愈上。”明白底细的人，闻之无不哈哈大笑。
原来，施蛰存住的是愚园路上一幢坐北朝南的新式里弄住宅，他家包括底层、二楼的前楼和三楼的亭子间。
作者:萨苏
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后，梅兰芳不唱戏了，他回北平处理完家务准备南归，此时，杨小楼也不唱戏了，他要到乡下去。叔侄二人见了最后一面。
梅兰芳在他的自述里这样写过杨小楼 ：“杨先生不仅是艺术大师，而且是爱国的志士。在芦沟桥炮声未响之前，北京、天津虽然尚未沦陷，可是冀东二十四县已经是日本军阀所组织的汉奸政权，近在咫尺的通县就是伪冀东政府的所在地。1936 年的春天，伪冀东长官殷汝耕在通县过生日，兴办盛大的堂会，到北京约角。当时我在上海，不在北京，最大的目标当然是杨小楼。当时约角的人以为北京到通县乘汽车不到一小时，再加上给加倍的包银，杨老板一定没有问题，谁知竟碰了钉子，约角的人疑心是嫌包银少就向管事的提出要多大价银都可以，但终于没答应。 1936年，我回北京，那一次，我们见面时曾谈到，我说：“您现在不上通县给汉奸唱戏还可以做到，将来北京也变了色怎么办！您不如趁早也往南挪一挪。”杨先生说：“很难说躲到哪儿去好，如果北京也怎么样的话，就不唱了。我这么大岁数，装病也能装个七年八年还不就混到死了。”
作者:钱波 夏宇
慈禧为过自己的六十大寿，不惜耗费重金扩建颐和园，为此挪用海军军费数千万两，致使早被李鸿章看重的最新英制巡洋舰被日本买去。而为了买这艘巡洋舰，明治天皇的皇后连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
邓世昌舰毁人亡之际，有僚属将救生木推给邓
作者:陈亦权
麦德卢是17世纪中叶的意大利着名画家，他年轻时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只是在威尼斯的一家画廊里做着仿造世界名画的画师。
麦德卢虽然从小爱好作画，但是他努力了很久都没有取得什么进步，渐渐地就失去了在艺术道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耐心和勇气，于是做了一位仿造甚至是假冒各种世界名画的行当。相对来说，仿造显然来得更轻松一些。尽管，那可能随时会被各地的着名画家们告上法庭。
一天，麦德卢正在自己的画廊里仿造着一幅名叫《提水的妇女》的世界名画，这幅画是西班牙画家迭戈·委拉兹开斯在三年前画的。麦德卢得知这一消息后便立即想到应该及早仿造，只有这样，他才能得到更多的收入。
作者:崔鹤同
在中国的“卫星之父”孙家栋的传奇人生中，人们忘不了他的三次“临危”决断。
1967年7月钱学森点将，让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总设计师。在“东方红一号”的研制过程中，在一次向周恩来总理汇报进展情况的会上，孙家栋说：“总理，目前卫星的初样试验已经基本完成，可是正样卫星的许多仪器上都镶嵌有毛主席的金属像章，安装紧凑的卫星仪器可能会由于毛主席像章而导致局部发热，还会涉及重量分配使卫星运行的姿态受到影响，另外也会增加卫星的整星重量，使火箭的运载余量变小。”
作者:梁力文
画 虎
张大千的二哥张善子画老虎很有名气,早年张大千曾和二哥合作画虎,但经常是二哥画虎,他补景。其实,张大千也能画虎,但他很少画。一次,他酒后画的一幅《虎图》流落出去,不少商人登门出高价请他画虎。张大千后悔不迭,因为二哥以画虎享有盛誉,他原是为了二哥一直避讳画虎的。
其实,二哥也并不因此有什么不高兴,他的那幅《虎图》二哥十分称赞,还题了字。但是,张大千仍然不能原谅自己,他本来是很爱饮酒的,这次他发了誓:“从今以后誓不饮酒,也誓不画虎。”果然,张大千从此跟饮酒和画虎绝了缘。
作者:林斤澜
画师小事
20世纪50年代，北京流传着一位国画大师的故事。事情极小，不伤大雅。只因是听来的，还是放下名姓不提。
欧洲两位画家来访，要求会见大师。大师德高望重，两位不好空手前往。翻译陪同上街到了花店，好花俯拾皆是，两位画家一看价钱，都不出声。最后买了一盆冻海棠，连盆三两毛也。海棠品种甚多，这一种瑟缩可怜，经霜不长，因得土名——冻海棠。
作者:王波
与年迈的瑞典国王握手之后，意大利人恩里科·费米（EnricoFermi）从国王手里接过了那个属于自己的盒子。盒子里装着三样东西：诺贝尔奖奖章、奖状和信封。
此时此刻，这位193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最想要的，是那个并不起眼的信封。因为他知道，“那里面一定是奖金”。
作者:陈洁
世界上爽快的人很多，但像文洁若这么干脆的老太太，我见得不多。她说话清脆利落，发音短平快，如快刀切豆腐，两面光。做事也利索，绝不拖泥带水。
文洁若的快人快语，是能够让人猝不及防的那种。她说任何人事，无论是非恩怨，一律直呼其名。
名优逸事
作者:汪曾祺
在京剧丑角里，贯盛吉的格调是比较高的。他的表演，自成一格，人称“贯派”。他的念白很特别，每一句话都是高起低收，好像一个孩子在被逼着去做他不情愿做的事情时的嘟囔。他是个“冷面小丑”，北京人所谓“绷着脸逗”。他并不存心逗人乐。他的“哏”是淡淡的，不是北京人所谓“胳肢人”，上海人所谓“硬滑稽”。他的笑料，在使人哄然一笑之后，还能想想，还能回味。有人问他：“你怎么这么逗呀？”他说：“我没有逗呀，我说的都是实话。”“说实话”是丑角艺术的不二法门。说实话而使人笑，才是一个真正的丑角。喜剧的灵魂，是生活，是真实。
不但在台上，在生活里，贯盛吉也是那么逗。临死了，还逗。
他死的时候，才四十岁，太可惜了。
他死于心脏病，病了很长时间。
家里人知道他的病不治了，已经为他准备了后事，买了“装裹”——即寿衣。他有一天叫家里人给他穿戴起来。都穿齐全了，说：“给我拿个镜子来。”
他照照镜子：“唔，就这德行呀！”
有一天，他让家里人给他请一台和尚，在他的面前给他放一台焰口。
他跟朋友说：“活着，听焰口，有谁这么干过没有？——没有。”
有一天，他很不好了，家里忙着，怕他今天过不去。他瓮声瓮气地说：“你们别忙。我今儿不走。今儿外面下雨，我没有伞。”
一个人能够病危的时候还能保持生气盎然的幽默感，能够拿死来“开逗”，真是不容易。这是一个真正的丑角，一生一世都是丑角。
作者:吕 云
不惜一切追求完美
在拍摄《泰坦尼克号》时，卡梅隆追求完美的个性得到了极致体现。他曾在工作室夺过特效师的笔，亲自绘制道具手稿；他曾威胁制片人，要是不让他按他的预算和想法拍某场戏就立即自杀。预算的严重超支、投资方的冷言冷语、手下的怨声载道、酷寒的海水，再加上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一切使卡梅隆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他仍然坚持着，并喊出了近乎悲壮的豪言壮语：“泰坦尼克号可沉，《泰坦尼克号》不可沉!”
《泰坦尼克号》在全球赢利约18亿美元后，卡梅隆的声望一时无两，但他却蛰伏起来。事实上，卡梅隆早就完成了《阿凡达》的剧本，但当时的技术水平无法表达出他的想象力。
作者:樊小纯
一个人一辈子尝遍三种极端，对普通人来说，可慕也可畏。有人如此行过，他就是中国画的先驱、中国美院的创始人——林风眠。他曾说，老虎、神仙和狗，我都做过了。
林风眠的一生有一种早熟的辉煌。不满二十岁便受蔡元培之召唤，负笈欧罗巴6年，又是由蔡元培力荐，26岁即被聘为北京国立艺专的校长。和学生年龄几乎相当，就统帅中国艺术界的最高学府，这样的经历在今人看来，决然不可想见。可不久后，就因为军阀阻挠艺术运动的开展，令他被迫南下。南下后，林风眠又受蔡元培之邀创办了现今中国美术学院的前身——杭州国立艺专。他留法的同学和外籍教师纷纷加盟，师资力量前所未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