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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春歌
一位年过八旬的日本老人在武汉纱厂女工王四花的陪伴下，寒冬里缓缓登上了寂静无声的扁担山公墓。在一座凝重的墓碑前，满头银丝的永井先生饱含热泪，一再深情地鞠躬：
王四花抚摸着丈夫被细雨濡湿的墓碑，哽咽地说道：曾文，永井先生专程从日本来看你了。
微风中起舞的冬叶仿佛是曾文同样深情的回应。
作者:尹 欣
近来，一组照片在网络上备受关注。照片中，一位95岁的老母亲手持汤匙，一口口地给瘫痪在床的58岁的儿子喂粥。人们说，那一口一口的粥中，是大爱无言，是母爱无疆。
这位老人叫许张氏，虽然一辈子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但她将“母爱”和“尊严”这两个高洁的词汇刻在了人们的心上，郑重，有力。
作者:方可成 李惠普
这所由湖北省蕲春县青石镇李英强创办的名为“立人”的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罕有的存在，它没有自己的校舍，只能借用初中的宿舍和教室，硬件设施落后；它没有校长，没有固定的管理团队，资金基本依靠公开的小额募款；它的第一期只是15天的暑期学校，学员不到80位。但是，它有令许多正规大学都羡慕的师资，还有着高远的理想：让学生感受真正的大学教育，以自由、开放的方式探索民间高等教育的可能形式。
探索另一种模式
晚上的课程开始前，青石中学突然停电了。停电的那个夜晚，授课的导师是熊培云，讲课内容是“我的学思历程”。为了保证课程照常进行，义工和志愿者们买来了蜡烛，在课桌上、讲台边点燃。烛光摇曳中上课的场景很快被学员拍照并发到微博，“最浪漫的一课”吸引了许多网友的转发。
作者:陶 杰
日本人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不论地铁还是飞机，其恬静是一大景观。手机不会响，为他人着想，固不必说，车厢里鲜有交谈，即使有，声音也自觉低下来，令西方记者称奇。
日本火车与瑞士和欧洲各国的火车类似，就是乘客自觉恬静，读书看报，或者上网工作。这方面，难怪日本早身在西方文明国家之列，公共交通，首重一个“公”字，国民无公德，国家再强，GDP再高，没有人心中真正看得起你。
作者:杨梅菊
毫无疑问，这个时代的中国盛产富豪。按照一贯在中国造“富人榜”的胡润统计，目前中国坐拥千万资产的富豪数目是96万，这意味着，每1400个中国人中就有1人是千万富豪。
但无论是陈光标的慈善困局，还是郭美美满屋子的爱马仕，与这一阶层庞大的且在持续增长的数字相比，当下的中国富人显然尚未学会如何与其巨额的财富和平共处，而当下大多数中国人，显然也尚未学会如何平和地对待这一群体——近10多年来，他们被高度关注、频繁提及却整体性面目暧昧、定论摇摆；他们出身贫苦，来路模糊，他们对财富累积的命运心怀深深的光荣、骄傲与恐惧；他们将成功穿在身上，被来自民意的捧杀或棒喝追逐得无处逃遁，他们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域的财富持有者都不尽相同，他们是中国的富人。而第一代中国富人完成财富积累的时间，大多不超过10年。
作者:凹 凸
祖父问我，在咱这个地界，哪个时辰大家都喜乐?我左思右想，也找不到确切的答案，便对他说，你说。
纳凉和赏月的时候，大家都喜乐。他说。
为什么?
他说，你看，月挂高空，风吹阔地，空阔的地界，容不得小——没有哪个人能独自私昧起来，好风景被大家公有着，贪占之心就去了，就径直享用，不生妄念，就没心没肺地乐。
作者:[美]波 特 赵德亮 译
墨西哥最有名的文化现象，除了玛利亚奇乐队和狂热的坎昆春假，当属1979年的电视连续剧《富人也哭泣》了，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位叫玛丽安娜的可爱女孩，是一大笔遗产的继承人，这部描写她历经人世磨难、让人大悲大喜的肥皂剧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风靡了100多个国家，吸引了数以亿计的观众。
该电视剧被引进中国和沙特阿拉伯。它让苏联解体不久后的俄罗斯人头一次尝到了资本主义通俗文化的滋味，1992年5月在俄罗斯首映时，吸引观众多达1亿人，连叶利钦总统也成了该剧的观众。据俄罗斯《真理报》报道，当时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正在打仗，为了不耽误观看该剧，双方士兵一致同意节目播出时暂时休战。
作者:闾丘露薇
必须承认，特殊待遇很容易让人上瘾，我就是其中一个。
在人头攒动的机场，如果你坐的是头等舱或商务舱，那就不需要排长长的队伍过安检。一旦习惯了这样，遇到必须和乘坐经济舱的乘客们一起排队的时候，如果赶时间，或者心情烦躁，会开始怀念这种特殊的待遇。也因为这样，如果坐国内航班，我一般会买头等舱，为了那份快捷和清静。
作者:梁文道
关于生活所有该知道的事，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如果还要靠看书来提醒，只因我们习性太深。手机，一种最能剥夺自由的工具，却总被宣传成“让你自由自在，随时保持联系”的好东西。没有手机的年代，一般打工仔“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出门工作老板找不到他，下班离去老板还是找不到他，现在可不同了。
李奥巴伯塔的《少做一点不会死》是一本畅销书，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教训，恰恰是我早已实行了多年的规则。比如说“不要一整天都在打电话，应把该联络的人全数列出来，电话一次打完”。我通常会拨出30分钟的通话时间。电邮如是，一不小心，它“可是会成为生活的主宰”，所以“每天只在固定的时间收发信件”。对于上了黑莓瘾，3分钟收不到邮件就浑身不自在的人来说，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可是回头想一想，联络到底是为了甚么？从前是因为有事才想到要联络他人，现在却是为联络而联络，所以我坚拒使用MSN和QQ之类的东西。
作者: 薛 涌
国内的奢侈品价位高，这本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中国的贫富分化有渐趋严重的迹象，少数富人和广大老百姓在消费能力上相距甚远，这也必然体现于奢侈品和日用品的价格差距。让我不理解的，是中国的奢侈品为什么那么普及。在北京繁华地区转转就能看见：高档店多如牛毛，一色进口名牌，价位都比美国高不少，大多顾客寥寥。不过，这种高档店的数量，说明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阶层乐于光顾。
在美国，有时奢侈品也相当全民化。有“懂行”的朋友相告，美国近年来高尔夫球作为产业非常成功，其核心原因就是把这种高层运动向下层普及，乃至普通的司机、食堂大师傅、工人等等，都开始打高尔夫。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当年在纽黑文的见闻。那时我们全家住在阁楼上。看书累了往窗外一看，发现楼下停着一辆巨型豪华加长礼宾车，车周围站满了侍者。
作者:Pauline
1918年6月的一天，两名伟大的法官在火车上相遇。77岁的霍姆斯大法官因私出行，在火车上邂逅时年36岁的勒尼德·汉德法官。他们是老相识了。汉德属于联邦法官系统的一员，而霍姆斯则处于这一体系的顶端。汉德曾经问过霍姆斯很私密的问题：“可为一生无子嗣而悔恨？”霍姆斯沉吟甚久，答曰：“这个世界不是我想将孩子带来世上的那个。”他们之间的另一个故事流传更广当时汉德还只是在国会山工作的一位年轻人，他曾在华盛顿偶遇霍姆斯法官。两人道别时，汉德望着霍姆斯远去的背影大声喊道：“法官大人，请施行正义。”霍姆斯这时转身告诉汉德：“这不是我的工作。我的工作是适用法律裁决案件。”
让我们回到那列火车上。他们聊起汉德法官刚刚审结的“《大众》杂志起诉帕腾案”(MassesPublishingv.Patten)。此时的美国刚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国内反德主战之风尤甚。超市甚至将德国泡菜改名为“自由酸菜”，或抹去法兰克福香肠或慕尼黑白肠的产地标签。在这种氛围下，国会通过了《防治间谍法案》，规定“凡诱使或试图诱使海、陆军官兵抗命、不忠或叛变的，将以蓄意妨碍政府征兵罪处断”。随后，数以百计的人因发表反战言论或和平见解而被追诉。
作者:熊培云
1949年，朱可夫元帅在艾森豪威尔的推介下品尝了可口可乐，从此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种饮料。但是碍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日益升级，朱可夫渐渐不愿意继续饮用这种“深刻体现美国价值”的饮料了。众所周知，可口可乐一度被当作美国的象征，自北约建立以后，其象征意义扩展到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为此，朱可夫提出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可不可以去掉可口可乐的棕褐色，让它看上去像传统的俄罗斯饮料——伏特加呢？据说，这一想法很快便传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经过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签字同意后，该公司特地为朱可夫生产了一批没有颜色的可乐。这批饮料装在圆柱形瓶子里，盖子是白色，标签则是一枚苏联红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