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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意大利]安伯托·艾柯 马淑艳 殳 俏译
我的生活中有一出戏。我曾在都灵大学进修，并在那里获得过一份奖学金。那几年留给我生平最快乐的回忆，也让我一辈子讨厌吃金枪鱼。是这样的，学院食堂每餐只开放一个半小时，前半个小时来吃饭的人可以吃当日特餐；晚到的则一律吃金枪鱼。那四年当中，除了假期和周末，我一共吃了1920顿金枪鱼。不过我那出戏指的不是这个。
我的戏是这样的，我们做学生的虽然没钱，但仍然渴望看电影、听音乐、看戏。所以我们会在开演前10分钟赶到戏院，找一位绅士——人们怎么称呼他的？——拉拉队的头儿，跟他握握手，偷塞100里拉到他掌心。然后他就会让我们进场。我们是付费的拉拉队。
作者:王石
不时有人问我：“你冒险去登山，不怕死吗？”我回答：“不登山就不死了吗？”
问的是“怕不怕死”，回答的却是“人必有一死”，虽所答非所问，涉及的却是一个人必须面对的“死亡”问题。
当懵懂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死的时候，莫名的恐惧笼罩全身。好在，那是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在自己成人之前是不必面对的。我盼望长大，又害怕长大。时间如流水，17岁出校门当兵，复员当工人，上大学，当铁路技术员、外贸业务员，结婚育女，深圳创业，过了不惑之年，却仍然困惑于死亡话题，采取回避的态度。
作者:贾樟柯 口述 谢 丁 采访 叶 三 撰文
我父亲很多次强硬地用父权来帮助我走了正道。 每到升学的时候我就有很多同学流失，他们基本上成了流氓跟小偷。初中时有的同学当武警，当兵，还有的进了工厂。我妈妈觉得银行工作特别好，就想让我去银行，我父亲说不行，他得考大学。我就按他说的考，果然没考上。我父亲其实也知道我考不上，我的数学都没有超过15 分的。最荒谬的一次，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道题，说贾樟柯你来做这道题。不会做。老师非常意料之中地笑笑说请问这是一道立体几何题，还是一道解析几何题？我真的分不清啊！！然后我们老师说，出去，就把我给轰出去了。 我中学数学老师想象我就是邮局门口蹲着的人。 我们学校的小流氓都是蹲在邮局门口的，类似小武那种。这是她们对我的一个判断。
我第一次高考的志愿不是我填的，是我爸。填的是南开大学。因为我爸高考报的志愿就是南开大学，然后正好赶上“成分论”，没上成大学。这一直是他很大的一个情结。他不管我是不是倒数第一名反正要填一个南开，就像父子都在做梦一样。落榜之后我爸爸逼我去读补习班，我就说我在创作。我很叛逆的，我高二先是热爱齐秦，后来又跳霹雳舞，头发到胸那么长。现在想起来非常荒谬。 我的张狂已经都耗尽了，之后我能看到长头发下的幼稚，真的开始拍电影时我看了长头发艺术家就有点“哎呀算了”的那种想法。
作者:黎民泰
那是汶川大地震后第二年的初冬时节，我和一些来灾区采风的作家朋友相聚在都江堰南桥河边，刚一落座，一个瘦弱的女子背着一把电吉他，双手撑着拐杖，一步一挪地朝我们走来，她身下齐腿根的地方，支着两具金属假肢，在夜色里闪烁着阴森的惨白？
这女孩，多年前我就认得了二那时她不过十来岁吧，抱着比自己高的吉他，在河边的餐馆、夜啤酒摊中逡巡，请客人点歌：“叔叔，你点一首，点一首吧，就点一首。”见客人不听，就说：“要不，我免费给你唱一首吧？”如果有客人给钱，她那张小脸便笑得很灿烂。
作者:孙立极
在成都双流机场进出不下百次，张平宜没去过都江堰、九寨沟。10余年来，她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大营盘。在这个外界曾经闻之色变的麻风村，台湾女子张平宜默默耕耘，帮助众多孩子接受教育、走入社会。
曾被怀疑是台湾特务
凉山州有十几个乡村早年作为麻风病患的隔离聚居地，大营盘是其中之一。由于外界的误解，多年来，村民们出村买油盐都会遭到辱骂，很多孩子更没机会读书或早早辍学。沙马第一次上学，只上了几天，“他们都说我爷爷得了那个病，我不喜欢被人说来说去。”
作者:柴静
1
我刚做记者的时候，东方时空的制片人时间说过一句话，去现场采访的时候，“要像外国人一样去看”。
他的意思是不要熟视无睹。
我以为自己听进去了，看一个美国人写的中国，才知道我对现实已经失去多少感觉。
作者:何映宇 刘晓立
多少预言是浮云
不知道是当时的人们愚昧还是智商低，连母鸡预言家这样的角色都开始撼动江湖。
1806年，英国利兹的一颗鸡蛋让整个城市陷入绝望之中。那一年，利兹城里的一户人家养的母鸡下一枚鸡蛋，此鸡蛋非同凡响，上面居然有“救世主要回来了”的英文字样！天哪，这个世界是不是即将迎来末日？所有信仰救世主的人们都在自己的胸前画着十字，有的甚至浑身颤栗，祈求上帝的宽恕。
作者:《读报参考》综合整理
这是一部描述身在异乡的农民工如候鸟一般踏上返乡旅程的春运纪录片，但它所讲的又不仅仅是春运。
加拿大籍华裔导演范立欣历时3年追拍了一对来自四川的农民工夫妇的返乡生活以及他们的家庭所遭受的磨难。小人物的背后，是一个时代矛盾的缩影。
“终于买到票了”
《归途列车》的拍摄始于2006年。
作者:刘墉
有人说中国人是最缺乏幽默感的民族。这一点，我不同意，因为我从小发现中国人处处在表示幽默。就从小谈起吧：那时的左邻右舍也很有意思，那家的阿姨跟我母亲聊天，不知聊到什么，说：“男人嘴大吃四方，女人嘴大吃裤裆。”
“不是吃裤裆，吃家当。”我母亲纠正她。
“吃家当有啥意思？吃裤裆才过瘾嘛。”
那时我才不到10岁，耳朵可尖得很，偷偷笑了好一阵子，甚至笑到今天。
作者:《鲤》编辑部
我们曾经过过很长一段汁水饱满、时间缓慢的日子。是否还记得那些下午，坐在藤椅里看天上的云朵变幻，明明觉得过去了几个小时，可是天迟迟不黑。那时没有网络，没有手机，打个电话需要跑出一条马路的距离。暑假里从图书馆借回一本书，可以反反复复看上
作者:李丹崖
年少时，读宋代诗人赵师秀的《约客》，总禁不住替诗人鸣不平。
黄梅时节家家雨，
青草池塘处处蛙。
有约不来过夜半，
闲敲棋子落灯花。
黄梅时节，正是最闲的时候，外面雨滴纷纷，正是下棋的好天气，诗人约好的一场棋局，就等着客人的到来，但是，这客人也太不守时了吧，已经等了大半夜还不见踪影。当时，老师在带领我们赏析的时候说，你看看诗人这份悠然的心境，等友人等到了夜半，也丝毫没有烦躁的情绪。
作者:刘瑜
在所有的道德制高点中，没有比”保护弱势群体”更高的了。但是，口号的简洁性不能掩盖现实的复杂性，最近美国参众两院在”07年联邦最低工资法案”问题上的较量，就体现了这种复杂性。
美国的联邦最低工资，从1997年开始就一直没有变化，停留在5.15美元/小时的水平上。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民主党很早就提出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美元的目标，共和党却迟迟不肯响应。但是06年11月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打破了这一僵局。民主党占多数席位的众议院，很快就于07年1月通过了提高最低工资的法案。
作者:北岛
一
偶尔读到冯伯伯的一篇短文《向日葵》，让我感动，无疑对解读他的内心世界是重要的。
他写道：“十年动乱中，我被谪放到南荒的劳改农场，每天做着我力所不及的劳役，心情惨淡得自己也害怕。有天我推着粪车，走过一家农民的茅屋，从篱笆里探出头来的是几朵嫩黄的向日葵，衬托在一抹碧蓝的天色里。我突然想起了上海寓所那面墨绿色墙上挂着的梵高《向日葵》。我忆起那时家庭的欢欣，三岁的女儿在学着大人腔说话，接着她也发觉自己学得不像，便嘻嘻笑了起来，爬上桌子指着我在念的书，说等我大了，我也要念这个。而现在眼前只有几朵向日葵招呼着我，我的心不住沉落又飘浮，没个去处。以后每天拾粪，即使要多走不少路，也宁愿到这处来兜个圈。我只是想看一眼那几朵慢慢变成灰黄色的向日葵，重温一些旧时的欢乐，一直到有一天农民把熟透了的果实收藏了进去。我记得那一天我走过这家农家时，篱笆里孩子们正在争夺丰收的果实，一片笑声里夹着尖叫；我也想到了我远在北国的女儿，她现在如果就夹杂在这群孩子的喧哗中，该多幸福！但如果她看见自己的父亲，衣衫褴褛，推着沉重的粪车，她又作何感想?我噙着眼里的泪水往回走。我又想起了梵高那幅《向日葵》，他在画这画时，心头也许远比我尝到人世更大的孤凄，要不他为什么画出行将衰败的花朵呢？但他也梦想欢欣，要不他又为什么要用这耀眼的黄色作底呢？”
